不合时宜的思考

不合时宜的思考

杜骏飞

 

导语:近日读到杜骏飞教授(社会学博士,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的《不合时宜的思考》,感到在大疫当前的今天,杜教授的思考是恰合时宜的。

摘取其中的部分与各位分享,让我们和杜教授一起思考——

01

国际疫情。
不要渲染邻国的不幸,因为这不能增加我们自己的幸运感。
也不要讥讽邻国应对的无能,因为这不能取代我们自身的反思。

02

世界卫生组织感谢中国,是因为我们给世界留下了时间窗口。春节以来,我们确实尽力了。
似乎所有人都在感谢武汉。请媒体注意:那些感谢的话语中,满含悲悯。

03

灾难面前,有两种官员值得讨论,第一种是肯作为、但是做错了的干部,第二种是不作为、只“会做官”的干部。
对前者,无妨以观后效,对后者,倒是不能宽恕。

 04

湖北,调整统计口径后,一天跳增确诊人数一万多例。但很多人说:这是真实数据,反而让人放心了。
说真话,能维护稳定。

05

三百名记者云集武汉,一些敏感的民生问题,竟然还需要方方这样一个作家来闭门记事。
可是,这些记者一定很优秀,才会被派往疫区吧?

06

世卫官员很郑重地说:迄今,我们认为只有一种药物是真正可能有效的,那就是瑞德昔韦。原文是:There is only one drug right now we think that may have real effiiacy and that is remdesivir.
他的意思是,应该优先上马那些可能更快挽救生命的研究项目。
但这句话在一些中文新闻稿中被“漏掉”了。这是国之大忌,也是新闻伦理之大忌。

07

疫情期间,一口气上马了两百多项新冠临床试验,一些西药试验设计,既没有坚持随机、对照,也没有使用盲法评价。
还有一些药品,仅仅基于体外实验就被推向受众、推向患者。甚至,连“同情用药”的性质也不作说明。
人命关天。公众病急心切,可以理解,但是——科学家要有科学家的样子,记者要有记者的样子。

08

前些天,可能是“扔下就跑”新闻读的多了,午睡时,一位博士生跑来,扔下厚厚的一本毕业论文,转身就跑。
不等网民提示,我立即就惊醒了。

09

“疫情上报第一人”张继先大夫被推荐为全国劳模了。
李大夫的结论也快出来了吧?

10

1942年,霍夫兰应召率领主要由心理学家组成的专家小组赴华盛顿,研究战争宣传与美军士气的问题。其中,关于论辩时是讲一面之辞还是两面都说,实验表明:与“一面提示”相比,“两面提示”对高文化水平的群体有更好的说服效果。
这是新闻学专业本科生一年级所学的内容。

11

文学界不是只有方方在言说,方方的讲述真诚而日常,所以是最能被我们看见的部分。
但我始终觉得,那些沉默的知识阶层,他们的沉默是另一声惊雷。

12

我对顺丰小哥汪勇这样了不起的普通人感到敬畏。
摩顶放踵,宽宏坚毅,这是多好的人民。希望将来能有人拍一部电影:《公民汪勇》。

13

长江日报。
我们无妨自问:设若易地而处,自己正在其位,在哪些地方可能超越长江日报,在哪些地方一定和长江日报一样?为什么?

14

昨天我对同学们说:国难来临时,你们可否重思一下各自的爱豆(偶像),他们是什么人,他们为国家和人民做了什么,他们对你一生的价值何在?
是时候了,反思一代人的偶像观。
是时候了,反思一个时代。

15

希望国家能为疾控医疗设立“伍连德奖”。——虽然科技进步多矣,但此次疫情治理的前期,与百年前伍连德的那一次国家疾控相比,无论是尊重专家、信息透明,还是处置及时,我们其实都还有所不如。
在本质上,决定成败的,还是人和观念。

16

朱学勤说:“我怀念鲁迅,有我对自己的厌恶,常有一种苟活幸存的耻辱。日常生活的尘埃,每天都在有效地覆盖着耻辱,越积越厚,足以使你遗忘它们的存在。只有读到鲁迅,才会想到文字的基本功能是挽救一个民族的记忆……”
阎连科说:“经此疫劫,让我们成为有记性的人。”
记忆从不灭绝,历史自在人心。

17

早起,研究了一下“司马3忌”其人其事,原来,这样的政治角色不仅是真实存在,且属于应运而生——甚至,我们身边就有。
但真正的问题是:这样的“人物”为什么会混得风生水起?

18

在这场疫情里,我们看到了极少数人的恶,少数人的英勇,多数人的善良与无助。
所谓灾难,大概就是这样的故事:少数人以自己的英勇牺牲,慰藉着大多数人的善良——并救援着他们因极少数人的恶而导致的无助。

19

无分寸地黑中医,与无上限地神话中医,效果是一样的。在本质上,这是同一种思维方式。
有一份证据说一分话。过度“概化”一个具体结论,或违反逻辑地攻讦,或以政治、道德、历史取代科学,都会让人看不起。

20

读《红袖章们的春天》。
红袖章的某些表现,源自五十年前,但五十年前源自什么,作者没有写。

21

无关乎词藻,也无关乎作者。
当我们审辩“山川异域 风月同天”与官样套话的差别时,会发现,所谓“雅语”,在当下的根本意义,并不是“风雅”或“修辞”,而是它背后的文化象征、社会情境,更远一点说,是价值体系和政治观念。

22

感动而不反思,一定会有更悲壮的下一次。

 23

我们的下一代,还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不是吗?
很久以后,他们一定会问我们:那时,你们真的努力过吗?

24

鲁迅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
不要忘记,武汉的天空上,闪耀过这些群星,它们一一对应着鲁迅笔下的人。
更不要忘记,那些成为代价而牺牲的人。

 25

钟南山院士说:“新冠肺炎12月31日就已经明确,1月3日已经分离出病毒毒株,1月7日给了联合国,但我们仍然没有发布。我们CDC(疾控中心)的地位太低了。”
他的话里,一定有关于权力的痛楚。在美国,应对新发疫情的决策,是由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和疾控中心共同做出的。
在科学未受尊重之前,我们还将为忧患而生。

26

一位老师曾说过:无论环境如何变迁,无论技术如何侵入,无论世风如何不古,真正的新闻业仍将是“纯正的知识分子行业”,整个中国仍然对“一切为了人”的新闻人充满期待。
原本,在文化传统里,“知识分子”(intellectual)的三大来源是学者、作家艺术家、新闻记者。
而在这凛冽的寒风里,只有新闻界,还能不绝如缕地贡献知识分子。

27

看了《人民需要什么,就转产什么》。
医疗物资紧缺,一批中央企业从零开始,以战时模式,紧急转产熔喷布、防护服,不计代价,不顾一切。
这些年,很多央企的口碑不算好,在社交媒体上,就连赞美它们都有风险。但我要诚实地说:我喜欢它们现在的样子。

28

李文亮医生去世,好像很久了,但人们从未忘记过他。
他七年前发布的微博“朋友们,从今天起你们也许就联系不到我了,因为我要去拯救地球了”,评论区犹在更新。
无数人像是打卡一样,早上来问一声“早上好啊,李医生”,晚上说一句“晚安啊,李医生”,轻声慢语,平平易易。
有人跟他聊天气:“今天我们这儿阴天,你一切都好呀?”有人向他报告疫情:“疫情在慢慢好转哦。”
孩子们跟他谈中考,谈爸妈的争吵,谈数学太难了,年轻人跟他谈工作,谈嫁娶,还告诉他:“鸡鸣寺的樱花开了”。
他的同事留言说:“老李,早点回来,要早点回来啊。”
千言万语成凝噎,谁当此刻作寻常?
一个人,活在别人的记忆里,活在人们无尽的泪水里,他就不会真的死去。
昨天我催问关于李大夫的调查结论。其实,李大夫现在已经不害怕了,也不需要结论了。
而我们,也不需要结论了,因为在我们心里,早已经有结论了。
真正需要这个结论的,是需要做这个结论的人。

29

2月26日,一位名叫罗启培的镇长殉职了,四十二岁。此前,他三十三天没回家了。
这位罗镇长,如果他不去世,也许不会有外人知道他。如今以身殉职,头条也不会是他,将来的国家纪念碑上,也未必有他。
还没有一位高官因抗疫而殉职。而我们,离不开这些辛劳的镇长、村长。

30

王志纲在《邓公的遗产》里说:邓公的遗产已经深入我们的骨髓,指引着我们的前进,只要我们尊重人性、尊重常识、顺应规律、实事求是,不犯颠覆式的错误,中国的崛起是挡都挡不住的。
他说的是,“只要”。

31

医护人员驰援武汉,抛家别子,以身赴险。周晓虹教授写道:“吴地悬壶尽入楚,从此白衣做战袍。”
一些地区出台了前线医护人员子女初高中入学相关优惠政策,就有人评论说:“请停止加分,别拿公平当人情,别慷教育之慨。”
此事并无裁判,不过,罗尔斯的正义观可作参考。
《正义论》里说,应该设置一道判断意义上的无知之幕(the veil of ignorance),尽量屏蔽那些会影响人们缔结契约的各种特殊信息,以确保无人能设计有利于自身的规则。这样一来,正义原则就是一种公平契约的结果。
简言之,在这个案例中,只有当评论者不知道自己可能会是救险医生、还是旁观者或其他家长时,他的判断才值得参考。
如果你是一位烈士的遗孤,你的父母会在天上看着世人。
如果你还是觉得费解,有一句浅近的告诫:将心比心,才有公心。

32

顺便说一下湖南妹子田芳芳。
她是第一批请战驰援的护士,正在武汉支援方舱医院。有一天,她在纸上写下“希望国家给我分配一个男朋友”,照了相,还公布了择偶标准。
看她笑嘻嘻的,此举也许不算一本正经。而国家,也并不欠她一个男朋友。
想起1951年的这个时候,魏巍从朝鲜采风归来,饱含着泪水,写下了《谁是最可爱的人》。女青年表白志愿军的书信,也像雪片一样飞向保家卫国的前线。
今天,也许已经没有多少作家肯蘸着泪水写前线了。他们宁愿写民国,写大清,写玄幻,写小资,写宫斗,写天下太平。
而2020年,也已不复有1951年的爱情。

33

读《我不敢看医生的朋友圈》。在那些慷慨西去的故事里,有“吾已许国,再难许卿”,还有“妈妈一心想保护的人,要去保护别人了”。
《新闻调查》原制片人张洁老师伤感地写道:“方憾此生未学医,疫来只能刷手机。”
一位教授留了言给他:“惟愿此心能医国,不教后世长太息。”

34

胡舒立说:媒体服从公共利益;媒体必须报道事实;媒体的价值标准是: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她前面的话,都在教科书上,后面这八个字,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所以,对其他媒体人而言,这不是什么认知问题。甚至,也不是什么能力问题。
财新,财经,中青,北青,人物,新京……也大致如此。
所以,新闻人,请不要回避这个结论:
是勇气。

35

陶勇醒过来了。
这位被医闹砍得血肉模糊的优秀眼科医生,经过七个小时的全麻手术,醒来后,从容地说:
“最近一两年我渐渐意识到医学不完全是给人治病。人其实是整个环境、整个大自然、整个宇宙中的一份子。”
“如果我不停地把自己陷入到仇恨中去,绕不出来,甚至去报复他人和社会,那我就变成了第二个他,那就是传染病。如果我‌‌还是这种水平的大夫的话,我会认为自己不够优秀。‌‌”
我希望我们的某些国人,也能像陶医生这样,面对异域同天的世界,不必动辄怀恨在心。
我希望我们这个国家,能像陶医生这样,襟怀坦荡,内心光明,拥有“近者悦,远者来”的人格力量。
仇恨中无救赎,唯仁爱能自信。

36

现在总结中国经验,还太早。
疫情尚未大定,逝者尚未安息,责任尚未厘清。比之于自我肯定,我们更需要的是自省。
以下五个问题是迟早要回答的:我们的治理理念有没有问题?决策机制有没有问题?信息发布制度有没有问题?官场作风有没有问题?疾控医疗体系有没有问题?
自省,不是为了所谓“批评或自我批评”,更不是要找人“背锅”,而是为了——避免“下一次”。
既然十七年前的教训我们都没能认真汲取,那么,如何才能消除所有人对下一次的恐惧?
庚子大疫,举国奋争,英雄辈出,人民可歌可泣。
如果没有自省,一切伟大的牺牲都会失去意义。

37

此时,我们复盘过去的两个月,已经晚了,而且太不合时宜。
最优选择,自然是有人高瞻远瞩。事后诸葛亮,无法解决历史的问题。
但是,如果做不到先知先觉,次优选择正是后知后觉。而社会管理的真正风险是:人,常常会以不知不觉来回避理性的拷问——

一线医院发现疫情后,真的不能使用网络直报系统吗?

专家组抵达武汉后,真的无法掌握人传人的疫情实况吗?

疫情信息泄露后,有关部门真的要优先解决泄露信息的人吗?

为了政治仪式,武汉市真的要隐瞒新增病例吗?

人人都不肯承担责任,真的只有钟南山才有资格向公众报告实情吗?

武汉疫情日烈,管理者真的不能提前预判医疗资源的大匮乏吗?

当疫情与恐慌同步蔓延时,真的只有封城才是最佳选择吗?

封城之后,真的不能将确诊的病人向其他医疗资源闲置省份妥善分流吗?

……

武汉的抗疫史,也许很快会成为过去,而过去两个月的历史,也早已无法假设。但不知为什么,面对着“武汉的九百万种心碎”,夜夜夜夜,我们的心头会反复响起一个幽茫的声音:

如果……

作者:杜俊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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