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昔底德陷阱”的陷阱

“修昔底德陷阱”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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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国家,其过程,在内部体现为通过经济、政治改革完成国家的现代化,在外部则体现为融入国际秩序,适应全球化趋势。这个过程中,有两大“陷阱”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转型的成败:

内部的“中等收入陷阱”;

外部的“修昔底德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很多已经跨入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由于未能真正确立市场导向型经济等原因,增速开始下降,再也难以迈入高收入国家。

“修昔底德陷阱”则是指,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的国际秩序,最终,冲突变得不可避免。

一般而言,这两个陷阱,分别被放到经济和国际政治的视野分析,但回过头看,很多转型失败的国家,其实同时面临两大陷阱的风险。

比如,为转移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后的经济社会矛盾,很多国家会通过扩大外部冲突,唤起“民族主义”,从而引发“修昔底德陷阱”。

同时,很多靠外向型经济崛起的后发国家,外部环境一旦恶化,也会加剧内部经济的恶化,很快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历史上的很多大国,都是在两者的相互作用下,最终衰落,甚至瞬间崩溃。限于篇幅,本文只讨论修昔底德陷阱。

懂“修昔底德陷阱”,就懂一半的国际关系?

“修昔底德陷阱”源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因对国家冲突原因的深刻洞见,他被称为国际政治研究中的“现实主义之父”。在分析公元前5世纪雅典、斯巴达之间的战争时他曾说:

“使得战争无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壮大的力量,还有这种力量在斯巴达所造成的恐惧。”

在二战后,一些国际关系学者,汲取了修昔底德的智慧,通过总结大国崛起与冲突的历史教训,提出了一个分析国际政治的模型——“修昔底德陷阱”。

“现实主义之父”修昔底德

“修昔底德陷阱”至少有以下三个显著特征:

国家间的丛林法则——大国间的崛起是实力与实力的对抗,是国际政治的零和博弈。就像是新老狮子王会进行换位之战,一个国家崛起,不可能不谋取霸权。

本质是结构性矛盾——“修昔底德陷阱”的本质是先进与后发国家间,安全与利益的结构性矛盾,在这种结构之下,崛起国和霸权国之间的冲突是必然的。

冲突大多起源于外围局部——大国联盟外围地区的局部冲突,引发了结构性的全面对抗。比如克里米亚战争起于奥斯曼帝国、一战起于塞尔维亚,二战起于波兰。

简单说,“修昔底德陷阱”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国强必霸,二是称霸必战。即一国强大必然要称霸,并与守成霸权发生不可避免的战争。

在过去的500年中,历史上无数国家落入陷阱之中,国运转衰,很少有崛起的国家能逃脱这一宿命。因此,这一模型被称为分析国际关系的铁律,其中影响最深远的有以下几个案例:

英国与德国——20世纪早期,德国统一后威胁到英国的霸主地位,欧洲的均势失衡,英德两国在世界范围内激烈对抗,最终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美国与日本——日本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后迅速崛起,与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在美国通过原材料禁运遏制日本后,日本袭击了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美国与苏联——在二战后,美苏两国在经济、军事、意识形态等方面全面竞争,冷战期间虽然分歧和冲突严重,但双方都尽力避免世界大战的爆发,冷战成为历史上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少数几个案例之一。

21世纪前20年,更像是修昔底德陷阱的鲜活注脚……

因此,坊间戏言,懂了这一模型,就懂了一半的国际关系。

每个后发国家都试图躲开“修昔底德陷阱”,迈出困境。然而,“修昔底德陷阱”是修昔底德的本意吗?真的存在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吗?

“修昔底德陷阱”的陷阱

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马奇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认为的真理,不过是人类可理解的共识,往往与真相无关”。

“修昔底德陷阱”也是同样的问题,当只选择符合自己结论的史实去证明时,看起来正确的东西,其实经不起推敲,比如:

无视国家间的差异性,历史事实选取简单粗暴:

 

“修昔底德陷阱”在选取案例的过程中,只要是在历史上的大国竞争,无论英法、英德还是美日,都被统一分为先进和后发,这种简单的认识,不仅忽略了国家间的差异性,也与历史事实不完全相符。

没有严格的逻辑论证:

要确认一个猜想的正确性,必须经过严格的逻辑推论。

“国强必霸、必战”这一结论是从挑选的历史事实中推导归纳出概念,难以形成严密的推理过程。比如“天下乌鸦一般黑”,可以归纳认为乌鸦都是黑色的,但只要发现一只白乌鸦,这一结论就不成立了。

对于“修昔底德陷阱”来说同理,在全部案例中,有4次并没有发生战争,那么,这一模型的解释力必然大打折扣。

用“客观”历史掩盖了“主观”结论:

一个国家如果认为“修昔底德陷阱”是历史的“客观事实”,就会忽略这一模型其实只是主观推理,“必然开战”就成为一种宿命式的预言。

假如牵涉其中的大国,都相信战争难以避免,双方就都会想方设法用各种手段打击对方,敌意的加剧,使得冲突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这就是“修昔底德陷阱”的陷阱——因为相信存在一个陷阱,所以自我暗示,最终可能真的掉入陷阱。

既然“修昔底德陷阱”有这么多缺陷,为何还在国际关系中被广泛运用。归其原因,是这种解释既暗合了一定的历史,又顺应了人天性喜欢接受简单化、确定性的东西。

但是,正如保守主义思想家柏克在《法国大革命反思录》中所说:社会的目标有着最大可能的复杂性,任何思想炫耀认识社会的简便性,设计者对自己就是全然无知的。

比起解决问题,“修昔底德陷阱”更像在制造问题。

“内裂”,更易掉入“修昔底德陷阱”

“修昔底德陷阱”认为一个国家像一个人一样行动,一声令下,社会的所有团体都围绕着共同的利益行动起来。但事实上,国家内部是非常复杂的。

冯克利老师在“西方保守主义经典译丛”的序言写道:社会的最可贵之处,是因为他是特定群体长时间的实践活动而形成的内生秩序,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

回到修昔底德的原著,他的本意是:国与国之间的冲突,除了外部的战争,还有内部更深层次的观念、社会、人心的全面冲突。而且,外部的冲突往往与内部不同集团之间的斗争夹杂在一起。 

修昔底德在描写伯罗奔尼撒战争时,写了这样一句话:

“从来没有这么多流亡者,从来没有这么多人被虐杀,这有时因战争本身造成,有时是内部斗争的结果。”

在修昔底德的时代,城邦内部政治、经济派别丛生。

在政治层面,雅典内部有反对民主、主张贵族统治,亲斯巴达模式的寡头党。斯巴达内部也有喜欢雅典民主模式,反对贵族的民主派。

经济层面,地主、农民因为没有城墙保护、最容易被战火波及,极力反对这场战争,而主张扩充贸易帝国的工商界,则支持甚至赞助战争。

在内部冲突如此复杂的状态下,再遇上外部的纷扰,雅典与斯巴达能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中吗?

然而,比起古希腊城邦时代,近代世界,科技的发展,市场的发育,资本的崛起,经济社会复杂程度,远非修昔底德时代可比。今天,人类早已进入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分工协作在全球范围内进行。

但同时,不同的国家,施行不同的制度,人类认识世界的知识工具和思想资源,也远比古希腊丰富,世界的复杂程度呈现指数级的上升。以至于当下,“复杂学”是全世界精英阶层最受欢迎的学派。

真实世界是复杂的,只有复杂才能解释复杂。“修昔底德陷阱”连古希腊那种程度的复杂都无法全面解释,何谈更复杂的当下呢?

分析国家冲突时,只使用抽象的概念说某某民族怎样,某某国家怎样,只能再次验证思维的懒惰,甚至粗犷。

按照修昔底德的本意,雅典和斯巴达之所以爆发战争,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两国在社会撕裂下,落入爆发冲突的“陷阱”之中,才犯下了本可避免的错误。

因此,如果一个国家群体利益与价值观的冲突加剧,甚至发生“社会大撕裂”——族群撕裂、代际撕裂、阶层撕裂,在这样的“内裂”之下,为了走出“撕裂”,常常变得短视、封闭,最终诉诸于狂热的民族主义,从而引发新的国际冲突。

民族主义是一场幼稚病,是人类的悲惨与不幸

冲突一旦从国内扩散到国际,便没有了回头路——要么毁灭,要么毁灭后重生。

可见,厘清修昔底德的本意,也许无法使大国间免于战争,但更准确的分析工具,可以弄清楚战争爆发的深层原因,避免因错误模型的蒙蔽,做出错误的决策。

认识复杂世界,才能少犯错误,尤其是少犯大错误,这正是保守主义思想的智慧。

保守主义:少犯错误,尤其是大错误的智慧

任何复杂问题都有一个简单的错误答案。

保守主义政治家里根曾说:“信任,但要验证”。“修昔底德陷阱”,尽管概念用起来顺手,可如果不去验证的信任它,不但无法避免陷阱,反而会落入观念的“陷阱”之中。

如果一个理论模型无法反映真实世界,那么理智的人就会抛弃这个理论,而危险的人则会抛弃现实世界。

不仅仅是“修昔底德陷阱”,很多人对许多常识性问题的理解,也模棱两可,含糊不清,总是试图用一个简单的概念,把所有现实问题囊括其中,并想轻易得出确定性的答案。为此,我们推荐本文反复使用的,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保守主义思想。

保守主义反对用理性建构的简单化思维认识世界,相反,在承认人性和现实复杂性的前提下,不追求永远的正确,努力做到少犯错误,尤其是大错误。

 

保守主义重视观念的力量。认为防止“内裂”最好的方法,并不是统一思想,而是提供一个统一的思想市场,让观念战胜观念。

 

保守主义承认人的局限性,因此只关注最重要、最恒久的事物——在国际冲突中,它只关注一个国家观念与秩序的可扩展性。

……

显然,修昔底德的本意,更接近保守主义的智慧,而修昔底德陷阱,则完全相反。

保守主义政治家丘吉尔曾说:“年轻时如果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就没有良心。如果年纪大了,还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那就没有头脑。”读懂保守主义思想者,没有不聪明的,至少不会自作聪明。但遗憾的是,保守主义思想一直被忽视,甚至被遮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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