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 中美意识形态竞争出现三个意外转变

北大教授: 中美意识形态竞争出现三个意外转变

 

节大磊 |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导读】伴随疫情形势的变化,意识形态“战争”似又卷土重来。中美建交40多年间,意识形态在中美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取决于双边战略关系以及美国对中国发展方向的认知这两个重要因素。节大磊先生分析,自2017年底以来,中美双边战略关系发生质变,美国对中国发展方向表示担忧,因而意识形态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的显著度在上升、影响面在扩大,表现为三个重大变化:

第一,以前中国更多地是感受到意识形态压力的被动方,现在美国也开始认为自己受到了来自中国意识形态的挑战。

第二,除了在传统意识形态议题上的直接和显性交锋外,意识形态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开始在新兴议题上以间接和隐性的方式体现出来。

第三,在放弃接触政策的大背景下,美国在意识形态上针对中国的目标不再是逐渐改变,而主要是为了竞争,甚至是为了打击和削弱。

意识形态的影响体现在双方对本国秩序、他国秩序和国际秩序的担忧上。但这并不意味着中美意识形态对抗和冲突必然到来。事实上,两国正面临的,是一种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困境”:双方也许存在某种程度的”防御性的意识形态竞争”,而非像冷战期间那样的”进攻性的意识形态对抗”。中美双方要更准确地把握对方战略意图,保持自身意识形态的谦虚,努力实现一种有限度的良性竞争。

本文原发表于《国际政治科学》2020年第2期,转自学习俱乐部”(learning-club),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思考。

意识形态与中美战略竞争

中美关系在2017年底似乎跨越了临界点,迈入全面战略竞争时代。双方竞争的不断升温和关系的持续紧张,不仅使两国的有识之士忧心忡忡,也让其他国家忧心忡忡。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和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等人以讲话或投书方式表达担忧,并要求中美双方缓解矛盾、避免对抗。不久之前,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也公开表示,担心世界分裂成”两个独立的、相互竞争的”阵营。双方的竞争更显性地体现在经贸、科技和安全等领域,然而意识形态方面的竞争也开始隐然出现。

本文旨在对意识形态如何影响中美关系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试图寻找一个理论框架去理解当下中美关系中意识形态竞争的性质。本文的基本观点是:

自从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意识形态在中美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取决于双方的战略关系以及美国对中国的发展方向的认知这两个重要因素。最近两年以来,双方的战略关系发生质变,美国对中国的发展方向感到担忧,导致双方从某种程度上陷入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困境”。因此,中美双方要更好地把握对方的战略意图,保持意识形态的谦虚,努力实现一种有限度的良性竞争。

战略关系、发展方向与意识形态影响———从尼克松到奥巴马

中美关系正常化跨越了不同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障碍。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在与毛泽东主席的会谈中,主动提到”重要的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治哲学,而是其对于世界其他地方以及对于美国的政策”。中美双方于1972年发表的《上海公报》也明确写入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双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1978年的《中美建交联合公报》重申了《上海公报》中”双方一致同意的各项原则”,而1982年的《中美八一七联合公报》再度表明”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是指导中美关系的根本原则”。

尽管有这些原则性的政策声明,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仍然对关系正常化后的中美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其影响程度的大小取决于两个重要因素:

中美之间的战略关系以及美国对中国发展方向的认知。

简而言之,中美之间进行战略合作的需求越大,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对双边关系的负面影响就越小;中国的发展方向越符合美国的期待,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对双边关系的负面影响也会越小。

反之,中美之间战略合作的需求越小,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对双边关系的负面影响就越大;中国的发展方向越不符合美国的期待,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负面影响就越会被放大。

两个因素相比较而言,中美战略关系的重要性要大于美国对中国发展方向的认知。

从中美关系正常化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对中美关系的影响非常小。一方面,20世纪70年代末,美苏缓和进程的暂时受挫以及苏联在非洲之角的扩张恶化了美苏关系。另一方面,苏联在中苏边境加强军事力量,并且以越南为代理人在印度支那进行扩张,也使中国感受到了严重威胁。中美之间加强战略关系的需求推动了延宕已久的正常化进程,两国终于在1978年底完成了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谈判。1979年底,苏联入侵阿富汗,进一步推动了中美两国的战略合作关系。1981年里根上台,中美双方在美国对台军售问题上进行了激烈的交锋,给中美关系带来了短暂的震荡。中国领导人也鉴于国际局势的发展,考虑与美国适度拉开距离以及与苏联松动关系,强调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此后,经过双方的磨合和努力,中美关系逐渐回温,并以1984年上半年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互访为标志达到高峰。美国总统里根在回访中国期间,于4月30日在复旦大学发表了演讲,他特别提到,尽管中美两国有着不同的语言、价值观、文化和历史,政治制度也有根本区别,但是这些不应当妨碍两国之间的合作。

在这一时期,美国对中国刚刚开始的改革开放也抱有很大的期待。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国在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所进行的每一项改革都在美国得到正面评价。1985年10月,美国《时代》周刊派出一个代表团访问中国,并受到邓小平的接见。《时代》周刊认为,中国的转型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期,中国官员的开放和务实程度远非苏联和东欧哪怕是最开明的官员所能比。基于此,邓小平继1978年之后再度成为《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里根在1984年访华结束的回程途中,也对中国在农村和城市的改革大加赞扬,并认为”自由市场精神”的出现和勃兴有助于中国人民幸福感的提升以及建立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同时,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也在这一时期大幅提升。盖洛普民调显示,20世纪80年代中期,对中国有正面印象的美国人占比从中美建交前的21%上升到70%。

然而,在80年代后期,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摩擦开始逐渐浮现。一方面是因为中美之间意识形态的差异性随着双方交往的加深而更加凸显;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是苏联外交政策的调整使得中苏、美苏关系同时得到改善,中美之间合作对抗苏联的战略因此削弱。在此背景下,美国开始指摘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西藏等问题;中国也对美国的”精神污染”以及美国时常对中国政治经济发展提要求的举动感到不满和不安。在某种意义上,苏联固然是当时中国的重大外部威胁,但是美国对中国内部秩序带来的挑战或许更为严峻。

1989年苏东剧变使得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矛盾一时间主导了中美之间的双边关系。在这段时期,美国对中国进行指摘的议题领域有所扩展,包括了所谓计划生育、”劳改产品”、宗教信仰自由等众多议题。同时,美国针对这些矛盾和分歧的处理方式也更具有对抗性。美国国务院的年度《人权报告》自1990年开始把中国作为主要批评对象之一。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美国也从1990年起不遗余力地带头提出反华提案,但是均未通过。1995年的中美交锋最为激烈———美国等西方国家在联合国第51届联合国人权会议上提出的反华提案唯一一次进入实质性表决阶段,但最终中国以一票险胜。

在这段时期,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影响中美关系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克林顿政府决定于1993—1994年把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与人权状况挂钩。尽管次年克林顿政府就意识到”挂钩”政策完全不可行,但是”挂钩”提案本身就反映了人权和意识形态议题在当时中美关系中的分量。值得一提的是,在1997—1998年中美元首外交中,双方曾就人权、西藏和八十年代末政治风波等问题进行了相当坦率和公开的交锋。美方领导人表示,与人权有关的问题的确是中美双方近期的主要分歧;中方领导人指出,中美由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的不同,双方自然对于人权和自由的理解也不尽一致。

另一方面,克林顿政府在其第二任期时决定加强对华接触战略,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美国重拾了在1989年之后一度冷却的对华经济、政治发展的期望。在游说美国国会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最后关头,克林顿表示,加入世贸组织意味着中国选择改革之路,美国期待这很有可能会给人权和”政治自由”带来深远的影响。

小布什上任之初,中美关系经历了短暂震荡,但是”9·11″恐怖袭击改变了美国国家安全优先次序,也改变了中美关系。在全球范围内打击乃至根除恐怖主义、保护美国本土和盟国安全,成了美国国家安全的头等大事。在2002年初的国情咨文中,小布什说道:”一个共同的危险正在消弭传统的(大国)争斗。”美国2002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也指出,”9·11″事件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与其他大国互动的大背景,为大国合作开辟了广阔空间。在”9·11″恐怖袭击发生后,中国在外交、情报、金融等方面为美国打击恐怖主义提供了一系列协助。随着中国影响力的上升,2005年美国又提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概念,希望中国共同维护现存国际秩序。中美建立了高层/战略对话和战略经济对话,中国也开始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经济和安全治理领域的各个议题。尽管无法像冷战时期应对苏联威胁那样为中美关系提供较强的战略依托,但打击恐怖主义和参与全球治理至少表明,中美之间有重要的共同战略利益。

同时,小布什政府似乎依然期待中国发生美国想看到的经济政治变革。小布什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我认为贸易是推动自由议程(freedom agenda)的一个工具。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所蕴含的自由将引导人们追求公共领域的自由。我最早的决定之一就是继续克林顿总统的政策,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罗伯特·佐利克在其讲话中也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政治改革的压力会越来越大。康多莉扎·赖斯表达了类似看法,并指出美国的手段应具有现实性:”我坚定地相信中国会进行政治变革……美国应该也必须继续倡导一个民主的中国。考虑到中国的巨大体量和复杂程度,美国政府影响其内部发展的直接工具相当有限。美国只能依靠开放市场的力量以及促使中国人民通过大学和公司等接触到外部世界。其他更加直接的方式很有可能会遭到抵制,甚至会适得其反。” 在小布什政府任内,由于中美之间共同的战略利益以及美国对中国经济政治发展的信念,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差异对于中美关系的影响较小。

在奥巴马政府任内,中美战略关系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两国领导层都有很强的政治意愿建立”积极合作全面”的双边关系。这体现在双方领导人高频率的会晤上,美方继承上届政府的对话机制并主动将其提升为”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方也主动建议双方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

第二,尽管存在积极的政治意愿,中美双边关系的竞争性因素在这个时期却显著上升。奥巴马政府的助理国务卿柯特·坎贝尔曾私下把中美关系比作水球比赛,表面上,这是一个有规则的比赛,目标是建立”积极合作全面”的关系,但是他承认水面以下却是”拉扯、抓挠、暗算”等各种小动作,其目标其实是完胜对方。在这段时期,在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产业政策等经贸问题上,在南海和东海争端、”萨德”导弹防御系统等安全议题以及网络安全等新生议题上,中美双方直接或间接的竞争和摩擦相当激烈。与此同时,中美之间的战略互疑也在加深。中国认为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主要针对中国,想要削弱乃至遏制中国的崛起;美国则认为中国自2009年以来在外交上越来越强硬,试图把美国挤出亚太地区,甚至要挑战美国主导下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在此期间,中美关系的亮点主要包括拓展积极合作以及限制消极因素两个方面:前者包括两国在全球经济治理、核不扩散、气候变化等全球治理议题上的合作,后者包括在危机管控、网络安全等领域达成的相关协议和谅解。

第三,在奥巴马政府后期,美国国内掀起了一场对华政策的大辩论。尽管大辩论未必有绝对共识,但是美国在对华政策上的声音整体向更加强硬的方向转变,是毫无疑问的。

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国内开始认识到,期待中国在经济政治方面发生美国所期待的变革,似乎越来越不现实。奥巴马政府对中国的经济政治发展公开表态较少,但是一些非官方人士如长期关注中美关系的美国记者孟捷慕则在其书中反映了这种失望之情。党的第十八届三中全会描绘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蓝图,但是一些美国学者认为中国政府并没有按照这样的蓝图推进改革。此外,中国国内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以及在国家安全、反恐、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网络安全等方面的一系列立法也被美国认为与其所期待的政治上的”自由化”背道而驰。

奥巴马政府时期,中美关系合作和竞争同时上升,使得意识形态对双边关系的影响也呈现出两面性:

一方面,在这段时期,中美在意识形态上的直接激烈交锋不多。奥巴马在2009年11月访问上海的时候,尽管谈到了美国所信奉的”普世价值”,但是也表示,”每个国家必须规划自己的道路”,美国”不寻求将政治制度强加于人”。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2009年2月访问亚洲的时候,提到中美之间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不应当妨碍双方在全球重要议题上的合作。时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资深官员的杰弗里·贝德在其著作中谈到了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的三大支柱———对中国的崛起持欢迎态度、中国崛起需符合国际法和国际规范、塑造有利的亚太地区环境,其重点在于中国崛起的地区和国际影响,没有提到中国内部的经济和政治议题。

但是,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开始以新形式对中美竞争产生较大影响。相较于双方在一些传统意识形态议题上的直接和显性交锋,新形式的影响更加间接和隐性,却可能更加广泛。例如,中美两国在互联网全球治理上的不同的竞争性主张,其根源来自两国不同的国内互联网治理方式。因为双方竞争的加剧,意识形态对中美关系的这种间接和隐性的影响在奥巴马时期开始显现,并在特朗普时期的中美战略竞争中得到更加充分的体现。

战略竞争时代的意识形态与中美关系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尤其是自2017年底以来,中美之间的战略关系彻底转变,进入了全面战略竞争时代。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国防战略报告》宣告了对华接触政策的终结以及大国竞争时代的复归,并明确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和”修正主义国家”。中国政府依然致力于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双边关系,并未被特朗普政府极具竞争性和对抗性的政策所影响。

但是,中国国内学者大都认为中美关系已然出现质变,不太可能回到过去。就对中国发展方向的期待来说,美国一些人似乎有种”幻灭”感。坎贝尔和拉特纳在《外交事务》发表的一篇标志性文章认为,中国的内外政策和行为都与美国的期待相去甚远,这也意味着接触政策的彻底失败。尽管有些学者并不认可接触政策是失败的,但是他们有的认为接触政策的出发点本来就不是为了改变中国的基本制度,有的认为判断接触政策最终能否改变中国的时间段还要继续拉长。换句话说,即使是坎贝尔和拉特纳的批评者似乎也同意,中国近些年的发展方向不符合他们的期待。

在中美战略关系以及美国对中国发展方向的期待都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意识形态因素以一种不同以往的方式和程度影响着中美关系。美国政府内外在谈到中美关系的时候,越来越多地提到意识形态因素,甚至用意识形态来界定中美关系。

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直言不讳地指出印太地区的”自由”秩序和”压制性”秩序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正在展开。美国国防部的首份《印太战略报告》将这种”自由”秩序和”压制性”秩序之间的竞争称为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关切。美国副总统麦克·彭斯在2018年10月一次引人注目的对华政策讲话中,更是妄加指责中国”试图影响”和”干预”美国政治。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妮基·黑莉在离开特朗普政府之后,也发表了一篇类似于彭斯该讲话内容的文章。黑莉在对中国的内外政策进行了全方位的批评之后,指出中国对美国形成了”智识的、技术的、政治的、外交的和军事的”挑战,并且夸大其词,提出应对中国的挑战关乎”生死存亡”。极端者如史蒂夫·班农则直接认为中美是”两个互不相容的体系”,”一方会赢,而另一方会输”。美国国务卿麦克·蓬佩奥在最近的两次讲话中,更是充满意识形态色彩,表示美国不应当无视”两种体制的基本差异及其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甚至将矛头直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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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一些美国学者也开始表示,意识形态竞争是大国战略竞争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的崛起和影响力的上升对由自由主义主导的美国国内秩序和国际秩序都形成了挑战和威胁;意识形态差异使得中美之间不太可能建立真正持久的、相互信任的双边关系;美国的对华战略不能忽视意识形态层面,而应当对双方的经济社会交往保持警惕和进行管理。个别强硬者甚至认为,美国可以考虑利用他们认为的中国内部的脆弱性,在意识形态方面主动出击。另外,凸显意识形态因素也有助于动员美国社会和民众进行长期性的战略竞争。

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意识形态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具有三个特点:

第一,以前中国更多地是感受到意识形态压力的一方,现在美国则认为自己受到了来自中国的意识形态挑战。

第二,意识形态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开始更多地以间接和隐性的方式在新领域体现出来。如前所述,这种情况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即已开始出现。

第三,在放弃接触政策的大背景下,美国政府在意识形态上针对中国的目标不再是逐渐改变,而主要是为了竞争,甚至是为了打击和削弱。

具体而言,意识形态对当下中美关系的影响体现在对三种秩序的影响上:

首先,是中美双方对对方影响本方国内秩序的担忧。中国政府一直很重视意识形态工作,高度警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的图谋。党的十八大以来,领导人在不同场合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意识形态领域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无处不在,政治领域没有枪炮的较量一直未停。”2019年1月,领导人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深刻分析了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风险。

在天平的另一端,近些年来美国开始大肆指控中国利用所谓”锐实力”在民主国家内部获取影响力。与”软实力”主要依靠”吸引”不同,美国所说的”锐实力”指的是试图”操纵,混淆,分化和压制”。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和亚洲协会在2018年发布了一份影响甚广的报告,声称中国在美国试图通过国会、州和地方政府、华人社区、大学、智库、媒体、公司、科技界等拓展影响力,并且认为这些行为”挑战”甚至”削弱”了美国核心的价值观、规范和法律。这份报告认为,中国利用了中美之间政治和社会开放程度的不对称性,因此要求双方”对等”,要求美国对中国或明或暗的拓展影响力的行为保持警惕,并在必要时进行限制。一时间,有关中国”锐实力””影响和干预行动””政治战””统战工作”的讨论和指责在美国甚嚣尘上。美国国会和情报机构也积极加入其中。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彭斯甚至毫无根据地指责中国试图干预美国中期选举。在此情况下,中美之间的人文和教育交流受到了实质性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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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中美双方对对方在其他国家推广意识形态、改变他国国内秩序的担忧。一方面,长期以来,中国对美国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直接或间接推动的”政权更迭”和”颜·色革命”始终保持警惕和反对态度。虽然特朗普政府进行海外干涉的意愿有明显的收敛,但是其对叙利亚的空袭和对委内瑞拉内政的干预表明,美国的干涉主义倾向似乎很难一夕改变。另一方面,美国指责中国除了利用”锐实力”在其他国家内部获取影响力外,也开始输出所谓”数字威权主义”。由于中国相关技术较为成熟、价格上具有一定优势以及一些国家公共安全的需要,中国的基于人工智能的监控设备和技术受到了其他国家的欢迎。根据一项统计,中国的相关设备销往了至少18个国家,并邀请了36个国家的代表参加有关舆情管理的培训。这些本来属于互利共赢的交易和交流却被美国无端赋予了意识形态属性。

最后,意识形态影响了双方对国际秩序的看法。近些年,美国等西方国家一直担心中国的崛起对所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构成挑战,但是中国从来没有认可过这一看法。正如时任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所言:”中国所认可的现行国际秩序,是以联合国为主体的包括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等相关国际机制构成的国际框架。”中国所言的”现行国际秩序”与美国念兹在兹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有相当程度的重合,但也有重要区别。除了对美国同盟体系的看法有分歧外,”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对改造包括中国在内的所谓”非自由主义”国家的内在冲动也是中国的疑虑来源。

事实上,尽管”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意在”国际”,但是美国学者在谈论这个国际秩序的时候,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谈到国内秩序。同时,全球治理在向纵深拓展,推进全球治理也就越来越容易触及各国基本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组织方式,而不同的国内秩序和意识形态则意味着在一些议题领域存在不同的全球治理理念。这一方面是因为全球治理的传统议题领域,如经济治理,不断取得进展后进入深水区;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全球治理的新兴议题,如网络治理,本身就与其国内治理的方式密不可分。

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困境

上述讨论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已经成为中美关系中的最重要因素,或者说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对抗和冲突必然到来,而只是说,意识形态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的显著度在上升,影响面在扩大。即便如此,这种情况还是多少令人始料不及。

从美国方面来说,从奥巴马政府到特朗普政府,美国外交战略中的意识形态色彩是在明显下降的。特朗普在最近的联合国大会的发言中再次宣扬其所谓的”爱国主义”,批评”全球主义”,认为各国应该尊重各自的独特性和差异性。

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固然在稳步提高,但是也从来没有计划向外推广所谓”中国模式”。十九大报告中提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段话所要表达的更多的是探索与分享,而绝不是中国打算向外推广发展模式和意识形态。中国领导人在2017年12月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明确表示,中国不会”输出”中国模式,也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白皮书再度表示:”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是每个主权国家的权利。任何国家都不能将自己的模式强加于人,更无权强行颠覆他国政权和政治制度。”

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因素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性上升,也有一定的必然性。首先,大国战略竞争的最显性表现就是影响力的竞争,而大国扩展影响力的方式和手段必然受到自身意识形态和制度特性的影响。也就是说,大国扩展影响力的时候所间接显示出来的意识形态色彩,可能会被对方认为是在进行有目的的意识形态扩张。其次,不同制度的大国之间的相对实力发生变化,客观上会对各自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有一定的示范意义。换言之,不同制度的大国之间进行战略竞争,即使双方没有进行意识形态对抗的意愿,意识形态因素也会影响到双方的竞争,并且可能会随着双方竞争的升级而冲突加剧。最后,在双边关系进入战略竞争阶段之后,中美之间高度的经济和社会联系反而容易让意识形态的差异凸显得更加真切。

意识形态在当下及未来的中美关系中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美之间所谓的”新·冷战”会否出现。大部分的中美学者和专家都认为,美苏冷战的历史类比并不适用于当下的中美关系。其原因除了两个大国在经济和社会上更加高度的相互依赖,以及几乎没有其他国家愿意看到世界像冷战期间一样分裂为两大集团之外,中美之间也没有和当时美苏之间一样激烈的、零和式的意识形态对抗。

但是,另一方面,以冷战期间的意识形态对抗去衡量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似乎本身就设定了一个极高的门槛。换句话说,如果以美苏之间的意识形态对抗为一端,以完全不具备意识形态因素的大国竞争为另一端,这中间还存在着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其他实现形式。

事实上,也许用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困境”来描述中美当下的情形最为贴切。也就是说,双方都认为自己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意图和行为是防御性的,但是对对方意图的不确定性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安全感使得竞争升级,从而导致双方的行为陷入恶性循环。

奥巴马政府前任官员麦艾文的一段话也许可以反映出这种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困境”的逻辑。他问道,中国到底是在积极地推动”中国选择”以取代西方的政治经济治理模式,还是试图增强中国自身选择的合法性?他还说,问题在于,中国旨在后者的行为或许也可以达到前者的效果。如果冷战期间的美苏之间可以用”进攻性的意识形态对抗”来概括的话,当下的中美之间也许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防御性的意识形态竞争”。如图1所示。

(图示:意识形态因素在大国竞争中的不同表现形式)

正是因为意识形态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的显著度在上升,影响面在扩大,中美双方都应当意识到这个问题,并竭力避免这种趋势持续下去。

首先,就像应对安全领域的”安全困境”一样,双方应当更好地把握对方的战略意图,并充分理解自身行为对对方不安全感所造成的影响。中国应当看到,囿于相对实力的下降和国内政治经济的困局,从整体上来说意识形态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是在下降的。同时,美国的自信心下降,不安全感和敏感度大为上升。事实上,美国的不安全感的门槛是相当低的,冷战后其长期的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使得哪怕仅仅是一个有潜在可能的竞争者出现,都使其感受到威胁。美国应该看到,中国并没有意图推广所谓”中国模式”。中国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发展的最大启示就在于,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借鉴别国经验必须结合本国实际。同时,美国应当避免用意识形态色彩的词语来描述中美关系,更应当坚决抵制一些强硬派所提出的”进攻性的意识形态对抗策略”。

其次,双方都应当保持一种意识形态的谦虚。这一点对中国来说较为容易,因为中国对待意识形态的态度更具有内向性,没有美国那种以所谓”普世价值”塑造外部世界的冲动。但是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影响力的进一步上升,继续单纯保持内向性也许将越来越有挑战性。对美国而言,保持意识形态的谦虚则更加困难。美国人的意识形态”简单划一”,甚至高度内化到不自知。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的一段话很能说明问题:

美国人是一个具有高度意识形态色彩的民族。人们通常注意不到他们的意识形态,这是因为他们都赞同同样的意识形态,其程度令人吃惊……观察美国人的意识形态,不是在他们谈论国内政治的时候,而是在他们谈论国际政治的时候,尤其是他们谈论美国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关系的时候……在一个普通民众参加的世界性大会上,谁会不知道美国人会说什么呢?他会把所有的变化都看作靠近或者远离民主。他会毫不费力地判断,什么制度是最好的,什么制度应该被赞美,什么制度应该被效仿。最好的就是民主的,民主的就是最好的。”

就中美关系而言,美国从晚清与中国的早期接触开始,就抱持着一种改造中国的热情。事实上,美国历史学家韩德正是通过研究早期的中美关系史而发现了意识形态如何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普遍现象。无论如何,美国需要认识到,对于像中国和美国这样的大国,”外部力量对任何一方的内政和发展道路的影响是有限的” 。另外,对于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段来说,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共存和竞争其实是常态,美国不必为此感到担忧。

最后,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也未必完全是坏事。在冷战初期,美苏之间的竞争持续给历届美国政府造成压力,迫使其回应国内要求种族平等的民权运动。如杜鲁门所言:”如果我们想要给世界上自由受到威胁的人们带来激励和启迪……我们就必须纠正自身民主实践中的不完美。”所有良性的、健康的竞争都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而不是把对方的事情弄糟。美国正是靠国内变革赢得了冷战。幸运的是,两国的有识之士已经在呼吁,中美各自国内的改革和发展才是重中之重。中国的目标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特朗普也在最近的联合国大会发言中表示,”通往和平和进步、自由和正义以及一个对人类更加美好的世界的道路,始于国内”。如果中美双方能够实现一种有限度的良性竞争,则无疑是两国和世界之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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