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夷简论

华夷简论

 

历史上华夷之辨的衡量标准大致有三:文化、血缘和地缘。我很多年前就已多次明确指出,文化是辨别华夷的最高标准,或者说主要标准,第一标准。在政治上,儒家与中华可以划等号,只有儒家政治即王道政治,才能代表中华文明。

种族、民族和地缘只能作为辅助性、参考性标准,在文化相同、同为儒家或同样尊儒的情况下,汉族优先,中国优先。例如,宋辽金都相当尊儒,都是儒式王朝,自当宋朝优先。

后世儒家和史家对辽金也给予一定尊重。元朝官方将宋辽金三朝都定为正统。明朝承认元的合法性,亦默认“三史并尊”,在嘉靖年间,将辽宋金三史都列入中国正史“二十一史”系列。我认为,“三史并尊”,对于辽金过于抬举,不如“一正二偏”:以宋朝为正统,辽金为偏统。

或谓儒本位与汉本位并立。大谬不然。那是本末主次不分,双重标准,导致标准混乱乃至丧失,让人无所适从。例如,认可汉本位,就意味着任何汉族政权都具备天然的合法性正义性,就不能不承认洪杨帮和m帮。呜呼可?

只有在以儒立国、以儒治国的前提下,汉族才能代表中华。儒家政治是以民为本,不是以族为本,不是汉族本位和汉族主义。凡是汉本位和汉族主义者,无论怎样引经据典,都是不符合儒理、经不起批判的,无非巧言狡辩、胡乱发挥而已。

文化差异是民族差异的本质,华夷最根本的区别在文化和文明。文明为华,野蛮为夷;有道为华,无道为夷。衡量文明与野蛮、有道与无道的关键标准是礼,华夷之辨的标准植根于《春秋》《尚书》和《仪礼》、《周礼》、《礼记》等等经典之中,有礼为华,无礼为夷。

孔子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正义曰:“此章言中国礼义之盛,而夷狄无也。举夷狄,则戎蛮可知。诸夏,中国也。亡,无也。言夷狄虽有君长而无礼义,中国虽偶无君,若周召共和之年,而礼义不废,故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孟子·告子下》记载:“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万室之国,一人陶,则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曰:夫貉,五谷不生,惟黍生之;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饔飧,无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为国,况无君子乎?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赵岐注:“今之居中国,当行礼义,而欲效夷貉无人伦之叙,无君子之道,岂可哉!皋陶器者少,尚不可以为国,况无君子之道乎?尧舜以来,什一而税,足以行礼,故以此为道。今欲轻之,二十而税一者,夷貉为大貉,子为小貉也。欲重之,过什一,则是夏桀为大桀,而子为之小桀也。”

焦循《孟子正义》说:“此章指言先王典礼,万世可遵,什一供贡,下富上尊。裔土简惰,二十而税,夷狄有君,不足为贵。圭欲法之,孟子斥之以王制者也。”《公羊传-宣公十五年》说:“古者什一而籍。古者曷为什一而籍?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

在税赋方面,什一而籍,最为中正,是王制即礼制关于税赋的规定。税赋过轻过重,皆非王道,都是无礼。过轻则大貉小貉,大夷狄小夷狄;过重则大桀小桀,大暴政小暴政。“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不遵先王典礼,就是夷狄化。

《曲礼》说:“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程颐根据“无礼”的轻重程度进一步分为夷狄、禽兽两个级别。明邱浚《大学衍义补》卷七十五引程颐之语说:“礼一失则为夷狄,再失则为禽兽。圣人恐人之入夷狄也,故 《春秋》之法极谨严,所以谨严者,华夷之辨尤切切也。”

古礼之传于世者有三:《仪礼》《礼记》《周礼》。三礼的精神贯穿和集中于《春秋》,故司马迁以《春秋》为礼义之大宗。孔子作 《春秋》,一以礼为断;先儒论《春秋》,一以礼为归。《春秋》谨严莫谨于华夷之辨,春秋大义以华夷之辨为先。

不仅《春秋》,其它儒经,无不强调礼之重要。礼作为五常道之一,是连接内圣外王的关键,其精神是仁道、即中道和天道。有礼为华,即儒家为华。这并非一般性尊儒,而是要以儒立国和治国,实行王道礼制,尊儒学为意识形态。

所以,并非夷狄尊儒就为华夏。夷狄要进位华夏,不一而足,须满足三个条件:尊道统,以儒学为指导思想;建王道,以礼制为基本制度;开学统,以儒学为第一学科。换言之,其主体文化和领导集团必须是儒家,其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教育制度必须全面儒化。儒化不足,就是文明化、中华化不足,小不足为偏统,大不足为伪统。

还有一种政治,非儒而尊儒,尊儒又不能将儒学落实到制度和教育中去,介乎王道和夷狄之间,比王道大不足,比夷狄则有余,为霸道,相当于次中华,准中华。

故政治可分为中华、次中华、夷狄、禽兽四个级别。儒化是让禽兽、夷狄文明化的最佳途径。虽然人野蛮邪恶起来甚于禽兽,但人类终究胜于禽兽,最野蛮最低智的种族民族,若能尊儒和儒化,就有望逐渐开化,直到中华化。

或说:“王道文化首立亲亲,亲亲以血统优先。故血统高于文化成立。”此言不当。道统高于政统,更高于血统和族别。亲亲与仁民两个原则,分属于不同范畴。有血缘关系的家庭、家族、宗族,是生活共同体,重在亲亲;国家是政治共同体,朝廷是代表并治理国家天下的政治组织,重在仁民。

故传统政治中,宗族和朝廷有别,宗族不允许有全国性的政治功能。爱应有差等,政须求公正。《礼记》与新出的郭店儒简都有“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断恩”之语。恩是亲情,情感;义是道义,正义。

这就意味着治家治国原则不同,各有侧重。治家的主导原则是亲情,治国的主导原则是正义。当然,由于家天下时代家国关系过于紧密,容易导致亲亲有余而仁民不足,政治公正性不足。但这个弊端属于历史的局限性,完全可以在未来公天下时代杜绝。2019-9-25

华夷简论(二)

爱什么就将它本位化、主义化,古已有之,于今为烈。民族和集体、国家、社会等等都是好东西,当然应该关心爱护之,仁人义士必要时不惜为之牺牲。但是,它们都不是第一位的。将它们强置于第一位,必然导致个人权利和人民利益被侵犯损害,最终亦不利于民族、集体、国家、社会的发展。仁者爱人,仁政爱民,人和民才是第一位的。唯有仁者仁政,才能把仁爱体现得深厚纯正恰到好处,让民族和集体、国家、社会利益最大化。

春秋大义和儒家经义,强调的都是正邪、善恶、人禽之别,是君子与小人、圣贤与盗贼、正义与邪恶、文明与野蛮之别。华夷之辨也是围绕着上述区别而展开的。道德以仁为本,政治以民为本,万物以人为本。这个三本,是历代儒家共识。在政治上,种族、民族从无为本的资格。

历史上汉族特别优秀,论德论智都远远优于其它民族,根本因是信仰中道,实践王道。汉族优秀是因为儒学和圣贤优秀,中国伟大是因为中道和王道伟大。对汉族最好最大的爱,不是鼓吹汉族主义,而是坚持仁本主义,追求王道政治。这是爱民爱族救国并重建中华文明的唯一法门。

在国际上本国优先,把本国人民放在第一位,礼所当然,王道政治、民本政治之所当然。这不是什么民族本位和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意味着民族成为最高标准,国内国际都强调本族优先,本族享有政治特权。所以,民族主义很容易导致三种恶果:一、国内与异族关系恶化,二、国际上与异国关系恶化,三、人民个体自由、权利和利益丧失基本保障。

或说:“洪杨虽然是造反,但在反满清这一点上,则具有优先正义性无疑。”这就是汉本位导致的思想混乱和标准混乱。洪杨帮反儒信邪,比一般夷狄更野蛮。夷狄虽野,尚属人类,尚有人味;邪教之恶,胜于禽兽,胜于恶魔。洪杨帮不仅是清朝之敌,也是儒家之敌和汉族之敌,是所有文明、所有人类之敌!

汉族主义敌视曾文正公,斥之为汉奸,认为曾公灭洪杨就是助他族灭汉族。殊不知,洪杨帮才是最大的汉奸集团。曾公灭之,是助清朝,更是救道统,救中国,也是救汉族。在当时,相对于洪杨造反和sg回乱,清朝、中国、汉族、儒家三者的利益和命运不乏一致性。如果任由洪杨得国,任由回乱泛滥,人道主义灾难伊于胡底,汉族和儒家的劫难伊于胡底。

特此重申,洪杨帮不是汉人,而是汉贼;不是一般汉贼,而是武装起来的极权主义、恐怖主义汉贼。它们不仅是清朝之叛贼,更是汉族之叛贼、中华之恶贼、儒家之大敌和人类之公敌,人人得而诛之,曾文正公剿灭它们,是为国除奸,替汉杀贼,替天行道,护民卫道,功在清代,利在千秋!

汉族主义群体有一些流行已久、非常恶毒的假设,例如,将反对汉族主义歪曲为反对汉家政府,支持异族侵略,支持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将反对者诬蔑为汉奸、洋奴和外族猎犬……诸如此类,胡比乱附,歪搅蛮缠,不一而足。

他们又喜欢以日寇侵华为比,认为反对汉族主义就是反对抵抗日寇而支持日寇侵略。我早就指出,王道必然尊孔,尊孔未必王道。王道于夷狄尚且耀德不观兵,岂能灭人之国、奴人之族?日本有所尊孔,但军国主义当道之时,已经彻底背离王道精神,沦为比夷狄更凶残的敌寇。攘夷御寇,春秋大义。岂仅汉族?各族人民同仇敌忾,世界人民同此公愤!

或谓民国时期“救亡压倒启蒙”云。殊不知,五四派所谓的启蒙,实为反中华反人道的民粹主义、蒙昧主义蒙启,方命圮族,殃民祸国,莫此为甚。如此救亡,越救越亡,不入地狱不止。面对国家民族危亡,更要致力文化启蒙,挺立儒家主体。不仅清朝之亡和民国之败,历代儒家王朝的衰败和灭亡,无非严重偏离乃至彻底背叛儒家道德、政治原则所致。背离儒家的王朝,必然退为一家一姓小朝廷,丧失了代表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的资格,败亡也宜。

民族主义害民族,这是一个历史规律。纳粹是雅利安主义、日寇是日本主义,都是民族主义,也都因为民族主义而败亡。元朝清朝各有严重的蒙古主义、满族主义倾向,最后都因未能消除其民族主义倾向而败亡。故无论主观动机如何,民族主义都是祸民祸国也祸族的。2019-9-25

华夷简论(三)

唐儒程晏《内夷檄》说:

“四夷之民长有重译而至,慕中华之仁义忠信,虽身出异域,能驰心于华,吾不谓之夷矣。中国之民长有倔强王化,忘弃仁义忠信,虽身出于华,反窜心于夷,吾不谓之华矣。岂止华其名谓之华,夷其名谓之夷邪?华其名有夷其心者,夷其名有华其心者,是知弃仁义忠信于中国者,即为中国之夷矣,不待四夷之侵我也,有悖命中国,专倨不王,弃彼仁义忠信,则不可与人伦齿,岂不为中国之夷乎?四夷内向,乐我仁义忠信,愿为人伦齿者,岂不为四夷之华乎?记吾言者,夷其名尚不为夷矣,华其名反不如夷其名者也。”(《全唐文》)

四夷之民长慕我仁义忠信,就可中华化;中国之民长忘弃仁义忠信,就会夷狄化。

民长,百姓的长官,人民的领导。《吕氏春秋·振乱》:“凡为天下之民长也,虑莫如长有道而息无道,赏有义而罚不义。”

儒家王朝能否代表中华,汉族政权能否代表汉族,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儒家王朝偏离儒家严重,就会与中华渐行渐远,丧失代表性;汉族政权反孔反儒信邪,就不具备代表性,甚至沦为汉奸汉贼。无论统治者是异族还是汉族,只要极权暴政,就是人民和所有民族之敌,就应该被革命。然汉族主义对于洪杨帮之类极权主义汉贼,注定粉饰有术,批判无力。这是汉本位的思想所注定的。

反对汉本位,是反对以汉族为华夷之标准,并非反对汉族,亦非否定汉族之重要。关此,汉本位者不是故意混淆,就是无力辨别。王道政治敬天保民,所保之民包括宗族、种族、民族但不限于族,而是包括治理范围内所有民族和人民。对于化外之民,也会予以力所能及、恰如其分的关怀。这种天下一家、中国一人、以民为本、民胞物与的境界,非任何民族主义所能。

不能以汉族主义对治其它民族主义,不能以夷狄之法对治夷狄。对于夷狄,王道政府自有大仁大义的对治之法。《祭公谏征犬戎》说:

“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有不祭则修意,有不祀则修言,有不享则修文,有不贡则修名,有不王则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于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让不贡,告不王。于是乎有刑罚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讨之备,有威让之令,有文告之辞。布令陈辞而又不至,则又增修于德,无勤民于远。是以近无不听,远无不服。”

蛮夷要服,要服者岁贡,每年进献礼品;戎狄荒服,荒服者终王,终身朝觐一次。不愿岁贡者责备之,不来朝觐者劝告之。责备劝告无效,增修于德而已。这就是耀德不观兵。

《汉书》:“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而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随畜,射猎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绝外内地。……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縻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

《后汉书》:“夫戎狄者,四方之异气也。蹲夷踞肆,与鸟兽无刖。若杂居中国,则错乱天气,污辱善人,是以圣王之制,羁縻不绝而已,不以伤害中国也。今边境幸无事,宜当修仁行义,尚于无为,令家给人足,安业乐产。”

以上都是王道政治制御蛮夷的常法,值得新中华对待野蛮民族、劣等民族时效法。

广毅曰:“儒家文化两大特色:“君子小人以品学不以地位出身,华夏蛮夷以中道不以血统民族。”然哉然哉,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主义有第一性、第一位、主体、本位诸义。在政治上,民族本位包括汉本位错误,其它君本位、神本位、国本位、党本位统统错误。唯儒家之民本位和自由主义之人本位正确,都能导出良制良法良好的文明来。民本位兼融个体性和集体性于一体,最为中正,导出来政治和制度最为文明。

在政治上,只有爱民和爱人可以主义化,其它爱君、爱神、爱国、爱党、爱族、爱汉都没有主义的资格。君本位即君主极权主义,其它本位的政治哲学都有极权主义倾向,都是通往极权暴政的捷径。儒家必须理直气壮地高举爱民主义的旗帜。也只有以民为本,爱民第一,国家民族的利益才能得到最好的保障和发展。

国家衰败,民族落后,社会黑恶,一定是政治无道,制度不良,司法不公,文化不行!民众缺德缺智无信无耻,问题一定在上面,在领导阶层和上层建筑。对于领导阶层来说,爱民是最重要、最根本、第一位的。领导不爱民,爱国就成虚话,国家必不可爱。民众不爱国,一定是领导不爱民。

爱民有道,须爱之以仁政德治礼制,爱之以王道。王道政治亲民新民,敬天保民,庶之富之教之,正德利用厚生,导之以德,齐之以礼,使人民有耻且格。人民除了接受法律约束和道德规范,还有相当的羞恶之心和自律之能。如此,国家欲不强大,民族欲不兴旺,社会欲不繁荣昌盛,不可能也。2019-9-26

华夷简论(四)

关于华夷之辨,或说:

“《春秋》夷狄进而为中国、诸夏退而为夷狄的经义是局部的,有条件的,有限的。《春秋》经于鲁国内录外略、不忍书、褒齐、为(齐)桓公讳等原则和书法,确定了中国核心区域(例如鲁、齐)不与退为夷狄;《春秋》异外内(以叫别外内、风外内)既确立王化由近及远原则,确立“不与夷狄之主中国”原则。《春秋》还有“不与夷狄执中国”、“不与夷狄获中国”等原则。夷狄进而为华夏原则只是: 一是慕王化、修聘礼、受正朔,能行中国之礼者;一是慕中国之礼义效法中国,有以德正我之心者;一是有仁心贤行者;一是“忧中国”即担心中国为它(夷狄)所侵而卫中国者。总之,是能修仁义道德、慕中国而行中国之礼,以至能卫护中国之邦者,即许之以进而为中国。《春秋》经中有没有许夷狄进而为中国之后,又侵犯它国或华夏礼义之邦而仍许其为中国的?从来没有。相反,有夷狄进而为中国之后,《春秋》经因其行又有不仁义、无礼义之行,故退之而为夷狄。至于华夏之邦有不义之行的,《春秋》经也仅是针对除齐、鲁之外的诸夏礼仪之邦,如果有不道德而违中国之礼之行,《春秋》经也贬退其为夷狄。夷狄慕王化有善仁义之行,孔子“与其进也”,进而为中国;齐、鲁之外的诸夏之邦有不义之行,孔子怒其不争也,退而为夷狄;于鲁国有不义行,录内而略外、不忍书、为君讳;于齐国有不义行,因桓公尊王攘夷,有大功于中国,为桓公讳。然夷狄毕竟是夷狄,一时之兴许之进而为中国,然而往往老毛病又犯,故又退而为夷狄;而华夏毕竟是华夏,君主不君百姓有义。故孔子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夷之无也”。由此可知,《春秋》经“夷夏之辩”原则,不但有强烈的文化(道德)性,更有鲜明的民族性、地域性。”

这是汉族主义分子妄测春秋之义,狭化华夷之辨,混乱华夷标准。

夷狄进而为中国、诸夏退而为夷狄的《春秋》经义,“放之四海而皆准,质诸古今而不疑”(程颐语)并无范围和条件限制。华夷之辨,不以血统、宗族、种族和民族,唯以文明、文化和道德。正如言者所言:

“夷狄进而为华夏原则只是: 一是慕王化、修聘礼、受正朔,能行中国之礼者;一是慕中国之礼义效法中国,有以德正我之心者;一是有仁心贤行者;一是“忧中国”即担心中国为它(夷狄)所侵而卫中国者。总之,是能修仁义道德、慕中国而行中国之礼,以至能卫护中国之邦者,即许之以进而为中国。”

这恰恰说明,华夷之辨的标准在文明、文化和道德。

然“许夷狄者,不一而足。”夷狄真正进为华夏,需要具备多种条件,不是一时一事可以满足的。一时有文明化的表现,即一时许之进而为华夏,一时之许而已。夷狄老毛病一犯,即退为夷狄。

言者谓:“《春秋》经中有没有许夷狄进而为中国之后,又侵犯它国或华夏礼义之邦而仍许其为中国的?从来没有。”这个假设莫名其蠢。若夷狄能慕王化之风、行中国之礼,可暂时性进为华夏。若“侵犯它国或华夏礼义之邦”,那是恢复了夷狄的面目,当然要退之为夷狄了。这怎么能用来说明华夷之辨具有民族性呢?

《春秋》严夷夏之防,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礼所当然。内其国而外诸夏,因为“中国”文明度高于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因为诸夏文明度高于夷狄。夷狄者,野蛮民族也。东夷北狄西戎南蛮,各各不同,共同点是野蛮。

“不与夷狄之主中国”,理所当然。这与“不许夷狄中国化”是两回事。夷狄中国化,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偶有文明化的表现,本质依然是夷狄;一种是文化、政治、制度、法律全面中国化。另复须知,夷狄完全中国化,也并不意味着就有主中国的资格,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或说:“《春秋》偶尔进为华夏的,只有齐鲁吴楚等诸侯,从不曾进山戎赤狄为华。这就说明华夷之辨具有有鲜明的民族性、地域性。古人早有明辨:‘吴楚徐越,此中国之人,变于夷者也;山戎赤狄之类,此夷狄之人,居中国者也。’”

答:《春秋》不曾进山戎赤狄为华夏,是因为春秋时期和《春秋》经中,只有各国诸侯偶尔表现华夏,而山戎赤狄没有文明迹象。这是实事求是的历史判断,不能因此判定山戎赤狄和东夷北狄西戎南蛮永远不能文明化中国化。否则天下归仁的大同理想就成了彻头彻尾、自欺欺人的空想。

伯堯说得好: “若言华夏血统有传承华夏道统的先决性,此为责任、义务,绝非专属!”此言极是。汉族理当以传承儒家道统、中华文明为己任,这是对祖宗、对传统、对先圣先师必须的尊重,责无旁贷。但是,不能因此视道统文明为汉族禁脔,不能绝人之善,蔑弃其他民族尊孔尊儒、追求文明、趋向中华的努力。

顺便指出一点,汉族主义者都喜为长毛洗白,这是人世间最为三无的工作之一。古今邪恶以暴秦、长毛、红毛为最,暴秦是君本位的古典极权主义,红毛是党本位的现代极权主义,长毛是神本位的宗教极权主义,都是集暴君暴政恶制于一体的综合性邪恶,都是全人类的公敌。这里没有华夷之别,只有人禽和人魔之别。2019-9-30余东海于南宁,首发于《民主中国》

附:《春秋》记赤狄潞子之善

《春秋》虽不曾进赤狄为华夏,但对“离于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国”的赤狄潞子有所肯定。东海《中国故事》之《晋灭赤狄》有载。

潞子婴儿,赤狄族人,潞国国君,曾娶晋国景公的姐姐为妻。酆舒做了潞国相国,专横暴戾,独揽朝政,投靠秦国。为了献好秦国,横加罪名把晋景公的姐姐伯姬杀了,又伤了潞子的眼睛。潞子婴儿便派人向晋景公求援。鲁宣公十五年(前594),晋国兴兵攻伐,杀了酆舒,灭了潞国。从此潞国也就划入晋国版图。酆舒逃奔到卫国,卫国又把他送给晋国,晋国把他杀了。事见《左传·宣公十五年》

赤狄,是狄中最强大的部族。其酋长潞子婴儿及执政酆舒,曾以赤狄为中心,联合白狄、长狄及众狄,建立了强大的狄国。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春秋四裔表叙》说:“盖春秋时戎狄之为中国患甚矣,而狄为最。诸狄之中,赤狄为最。赤狄诸种族.潞氏为最。”赤狄曾经灭卫、邢、温诸国。周襄王所召伐郑之狄和周昭公所召伐襄王之狄,也是隗氏赤狄。

赤狄与晋国原来关系不错,潞子婴儿曾娶晋国景公的姐姐为妻。但在赤狄内部,以酆舒为首的仇晋派发动政变,杀死潞子婴儿的夫人晋景公姊并刺伤潞子婴儿,两国关系恶化,赤狄被晋国所灭。《公羊传宣公十五年》说:

“六月癸卯,晋师灭赤狄潞氏,以潞子婴儿归。潞何以称子?潞子之为善也,躬足以亡尔。虽然,君子不可不记也。离于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国,晋师伐之,中国不救,狄人不有,是以亡也。”

何注:“躬,身。疾夷狄之俗而去离之,故称子。未能与中国合同礼义相亲比也,故犹系赤狄。以去俗归义亡,故君子闵伤,进之。”称潞子为子,表示对他有所肯定,因为他能够“离于夷狄”,所以君子不可不记其善;但他“未能合于中国”,仍然是夷狄。“潞子之为善也,躬足以亡尔。”其善有限,非华非夏,不伦不类,恰足以亡。2019-9-30

华夷简论(五)

汉本位以民族别华夷,有违孟子“人皆可以为尧舜”之理。这里的人,指所有的人,天下之人。孟子可没有说这是汉族的专属。借用孟子的话说: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夷狄之人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

以民族别华夷,有违《礼运》“天下一家,中国一人”之训。《礼运》说:“故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于其义,明于其利,达于其患,然后能为之。”

“非意之也”,并非空想虚设,须知以下诸事。意,同“臆”。“必知其情”,必须知晓人情。人情,即下节的喜怒哀惧爱恶欲七情。“辟于其义”,开示人义以教之。辟,开辟,开示,启蒙。人义,指下文“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明于其利”,显明人利以安之,人利,指下文“讲信脩睦”。“达于其患”,必须晓达人患而防护之,人患,指下文“争夺相杀”。

圣人能够拥有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思想情怀,并非空想玄念,而是有其思想依据的,必须通达本性之实,启蒙道德义理,明白人类的利益和患难之所在,然后才有望实现“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政治理想。

政必本于天。通达人情、洞晓义理、明白利害之关键,是上达天道,上达民胞物与万物一体的真实。王阳明说:“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大学问》)

以民族别华夷,有违“王者无外” 之义。“王者无外”, 意谓王者没有外国,以天下为一家。这是《公羊传》阐明的《春秋》之义。这个表述在《公羊传》中共计出现四次,第一次是在鲁隐公元年十二月,周平王的大夫祭伯背离王室投奔有宗亲之谊的鲁国,传文在解释祭伯出奔却用“来”进行表述时说:“奔则曷为不言奔?王者无外,言奔,则有外之辞也。”(《公羊传·隐公元年》)意谓王者是没有外国这种概念的,如果说周天子的大夫出奔,就隐含着外国的意思。何休注:“王者以天下为家,无绝义。”

《公羊传·成公十五年》言:“《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王者的最终目标是一统天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并非刻意区分内外,而是因为王道的实现有一个由近及远、由内向外,由中心向周边的循序渐进的扩展过程。如董仲舒所说:“亲近以来远,未有不先近而致远者也。”(《春秋繁露·王道》)

何休《解诂》释隐元年“三世异辞”传文云:

“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麄觕,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先详内而后治外,录大略小,内小恶书,外小恶不书,大国有大夫,小国略称人,内离会书,外离会不书是也。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书外离会,小国有大夫,宣十一年“秋,晋侯会狄于攒函”,襄二十三年“邾娄鼻我来奔”是也。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详,故崇仁义,讥二名,晋魏曼多、仲孙何忌是也。”

何休提出“据乱、升平、太平”三世说,描述了儒家政治处理民族关系由近及远的过程。所传闻之世,世道衰乱,重在中国;所闻世,由乱转治,注重诸夏。所见世,世道太平,德化天下,夷狄“进至于爵”,远近大小若一,《春秋》所可讥者,唯二名而已。太平世即大同时代,天下归仁,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各族共享太平,再无野蛮之行和华夷之别。2019-9-30余东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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