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鼐与新中国考古学——纪念夏鼐先生一百一十周年诞辰

夏鼐与新中国考古学——纪念夏鼐先生一百一十周年诞辰

 

原创 王世民 中国历史研究院 今天

来源:《考古学报》2020年第1期

目 次

一、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 

二、主导考古学人才的培育

三、为考古研究引航掌舵 

四、致力学科体系和严谨学风的建设 

五、弘扬夏鼐精神,推进中国考古学发展

2020年2月是夏鼐先生诞生一百一十周年,同年6月又是他逝世三十五周年。夏鼐于1985年6月19日去世后,党和国家领导人致送花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院长胡乔木在《人民日报》发表悼念文章。胡乔木强调指出:“完全应该公正地承认,夏鼐同志和他的合作者们,开创了我国考古学发展的新时代。……毫无疑问,这一切成就是跟夏鼐同志1950年以来在考古工作中的创造性的辛勤劳动分不开的。”又说:“夏鼐同志的毕生心血,部分地凝聚在他的许多第一流的考古学论著中,更多地凝聚在新中国考古事业巨大发展的实绩中。他是当代中国考古学人才的主要培育者、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考古学严谨学风的主要缔造者。”这是对夏鼐毕生业绩的公正评价。毋庸置疑,夏鼐为新中国考古学的建设奠定基础,做出了卓越贡献。他作为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新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名符其实。

一、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

历史选择了夏鼐。夏鼐作为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新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具有其他同辈学者所不具备的条件。
第一,夏鼐具有我国考古学界无人企及的深厚学养,既学贯中西,又博古通今,文理兼备,始终站在考古学的学术前沿,洞悉世界考古学的发展动向,学术视野异常广阔,治学作风极为严谨。他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声誉,荣膺中外七个院士称号。
第二,夏鼐身居国家考古研究中心机构的领导岗位,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到所长,再到中国考古学会首任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国家文物委员会主任委员,历时三十余年,跨越新中国考古学的整个奠基时期。
第三,夏鼐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忠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为了宏伟的目标兢兢业业,勇往直前,忘我地艰辛奋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夏鼐早年就读于国学大师孙诒让创办的浙江省立第十中学(现温州中学),及上海名校光华大学附属中学,接受了文理并重的基础教育。后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和清华大学历史学系,师从陈寅恪、钱穆、蒋廷黻、雷海宗等名师,潜心阅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重要历史典籍,打下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坚实功底,在历史学领域崭露头角。1934年,夏鼐考取公费留美考古学门名额后,在傅斯年、李济的指导下进行出国前的业务准备,又在梁思永的指导下参加殷墟发掘,进行田野考古实习。其后决定改赴英国留学,以历史时期考古为主攻方向。夏鼐赴英初期,进入伦敦大学艺术研究所,曾选修该校考古学院的多门课程,系统学习现代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并在惠勒(M.Wheeler)教授的带领下,参加史前时期的梅登堡(Maiden Castle)山城遗址发掘。后来,为了掌握历史考古的工作与研究方法,夏鼐知难而进,毅然转学大学学院的埃及考古学系,师从古埃及文权威伽丁纳尔(A.H.Cardiner)教授,学习古埃及象形文字,取得优异成绩;参加英国考察团对埃及阿尔曼特(Armant)、巴勒斯坦杜韦尔(Tell Duweir)二遗址的发掘,又进行古埃及和古罗马史迹的广泛考察;进而选定埃及考古学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古串珠研究为其学位论文的课题。他在格兰维尔(S.Glanville)教授的指导下,用三年的时间进行资料收集与考察,并曾得到埃及学大师皮特里(F.Petrie)的指点。夏鼐于1941年返回祖国后,再花费两年多时间最后完成了学位论文。伦敦大学于1946年特许免予答辩,缺席通过,颁予其埃及考古学专业博士学位证书,使他成为中国第一位埃及学专家。夏鼐的博士论文在七十年后的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近年先后出版了英文原本和阿拉伯文、中文两种译本。
由于夏鼐留学期间,满怀对中国考古学未来发展的抱负,时刻考虑怎样更好地为祖国服务,因而异常地勤奋,博览群书,几乎每年都阅读论著百种以上,包括考古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著作,文化人类学基本理论和不同流派著作,古代文明重要地区的考古报告等等,密切关注世界考古学的发展动向。当时他曾向前往英国进行学术访问的李济表露对殷墟早期发掘无序的不满,李济坦诚地说:“小屯发掘的时候,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只好乱挖。”叹息道:“后世知我者其小屯乎!罪我者其小屯乎!”李济留学美国原本攻读人类学专业,转行从事考古工作,自然不熟悉科学的发掘方法。留美主攻考古学的梁思永,对殷墟发掘在方法上有很大的改进,但仍存在不足。再说李、梁二位留学回国已有十多年时间,对于国外考古学的进展情况已经生疏。而夏鼐在英国这个现代考古学摇篮学成回国,则是成竹在胸。他满怀抱负和激情,准备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心血。
夏鼐留学回国后,就表现出了其考古学修养的扎实和全面,不仅掌握历史考古学的研究方法,而且熟悉史前考古学的基础知识。途经昆明时,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作了题为《考古学方法论》的讲演。到达迁至李庄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报到后,遵李济之命出色地整理一批欧洲旧石器标本,为其所著《远古石器浅说》文稿提出修改意见。他应聘至中研院史语所,奉派前往西北地区,进行将近两年的调查发掘,更取得令人瞩目的收获。洮河流域的工作,特别是宁定(今广河县)阳洼湾齐家墓葬和临洮寺洼山墓葬等的发掘,为中国史前考古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第一次从地层学上确认了甘肃仰韶文化(现称马家窑文化)早于齐家文化,揭示了寺洼文化的内涵,提出中国史前时期存在不同的文化系统问题,从而宣告中国史前考古研究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而敦煌小方盘城的发掘,则使难以解决的汉代玉门关位置问题从考古学上找到了确实物证。这些突出的研究成果受到国际考古学界和国内史学界的关注,初步确立了夏鼐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并曾受命代理史语所所长职务。但是,由于夏鼐在早年阅读许多马克思主义著作,接受了进步思想,抗日战争胜利后又对国民党政府日益不满,所以在历史大变革的关键时刻做出了明智的抉择,于1948年末断然脱离史语所,拒绝前往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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