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灾难:统治者的生死大忌

外交灾难:统治者的生死大忌(定稿)

 

王陶陶 独立之声

摘要:这些列宁式的革命家,为祖国外交灾难欢快的原因,并非他们的爱国情怀,而是他们锐利的洞察让其深知,这是革命豪杰缔造历史的唯一可能——那千年不遇的机运,将因此降临。

曾有很多朋友问我,在现代国家,一个原本稳定的大国威权政府若是要走向崩溃,离不开什么?我的回答是,“外交灾难”。对于一个大国威权政府来说,他若是想要长久,最大的忌讳,就是避免在重大外交问题上犯错。他必须明白一个道理,“人民的忠诚与怨恨都不值一提,因为他们是随时摇摆的,但与列强的对抗则是真真正正可以伤害一个政权生存必不可少的宝贵资源”。

“政治家可以犯罪,但绝不能犯错”——塔列朗亲王

以中国历史为例,抛开一切道义情感,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百年来王朝兴亡的关键原因,1900年,慈禧老太后相信了义和团群众能够击败西方列强的谎言,决心对西方世界宣战,最终毁灭了清帝国的根基;1937年,蒋介石在民族主义追随者的鼓动下,决心因宛平事变与日本帝国摊牌,这场战争毁灭了国民政府的财政和统治体系,壮大了他的对手,最终埋葬了他的功业。这些都是现实主义者眼里活生生、不带情感的事实。

“拳乱之后,革命无往不利!”

——孙文,义和团事变毁灭了清帝国的统治根基,满清贵胄的命运在1900年6月变得不可挽回

让我们将历史的视野继续向外延伸,绵延数百年的德意志霍亨索伦王朝为什么会在1918年走向崩溃?很简单,因为外交错误,当威廉二世决心以一挡十与列强摊牌时,就意味着腓特烈大帝的后裔终将失去王座;气势非凡的德意志第三帝国王朝为何崩溃?很简单,因为外交错误,当勇敢的元首决心将德意志人的聚居区整合到大德意志的境内时,与世界的决裂最终带来了帝国的灭亡。每一个德意志的史学家都会看到,两次惨烈的外交失误,接连毁灭了德意志两个政权。

紧接着,让我们审视俄罗斯人的历史,在二十世纪,俄罗斯经历了两次政权更迭。第一次,是三百年的罗曼诺夫王朝之崩溃,这场毁灭的原因就是沙皇轻率地踩进了与列强决裂的死亡陷阱;第二次,是苏俄帝国的崩溃,这场毁灭的原因是苏联高层对阿富汗的粗暴入侵,导致了与世界列强的决裂,而列强持续不断的制裁与禁运摧毁了帝国的财政和技术基础。两次重大外交失误,接连毁灭了俄罗斯民族的两个政权。

在现代政治的拼盘上,外交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位置,重大外交错误足以改变一个政权的历史命运,带来不可逆料的后果。

塔列朗亲王目睹拿破仑一世对西班牙的盲目入侵,感受到列强的恐惧与愤怒,进而意识到这个王朝的终结;比尔凯西看到苏联入侵阿富汗,他从中观察到世界的颤抖与惊慌,并推测列宁的继承者将迎来了历史的终点。就像梅特涅亲王在德累斯顿会晤中告诫拿破仑所言,对于一个王朝而言,没有什么比“以一挡十”的外交尝试更加危险。当风暴来临时,幸运儿深受马基雅维利宣传的报复,希寄历史虚象的重演,则代表了更大的不幸。

夏威伊勒是1941年之前的美国驻德记者,他曾提起自己德国与西方决裂之前在德国社会中的亲身感受,那就是有次他与一位优雅的德国老绅士谈起,德国树敌太多,怕是危险不可预料。老绅士听完大声驳斥美国记者,称,“如果再次摊牌,战胜的一定是德国人,德国将毫不犹豫地迎接你们的围攻”。

反过来,1860年清王朝与西方的条约,带来了西方的技术和财政支持,实际上促成了清帝国的虚幻复兴,直至甲申易枢后清帝国决心与西方分手;而1979年的中美建交和1999年的中美世贸协议,则为中国带来了改革开放和2000年近乎疯狂的跃升。

2003年前后,笔者上学时就常常撰文嘲讽当时国内外不自量力地中国崩溃论鼓吹者,这些人仅仅基于眼前的困境,却忽视了一个国家运道的真正的基础。当克林顿政府支持中国加入世贸,决心以西方的技术和市场押注中国时,章家敦和袁剑等人竟因为大陆区区的财政困难和经济萧条就看衰中国的运势,真是不可饶恕的愚蠢。中国当时再困难,还能比1860年四方叛乱、财政崩溃的清帝国更加困难吗?

殊不知,在现代社会中,哪怕是1848年柏林革命和1905年圣彼得堡革命这样惊天动地的巨浪,都无法摧毁神圣君主的统治。区区乌合之众怎能逆天行事?我曾记得,在决策者自己犯下重大外交灾难之前,德意志革命的领袖艾伯特、卢森堡都曾是不值一提的政治边缘人;俄国革命的领袖马尔托夫、托洛茨基和列宁都不过是在国外流浪混日子的老头废物;苏联反叛的精神领袖索尔仁琴科只能卷缩在美国的公寓里,在四分五裂的反共俄侨争吵中浪费时光。革命家们在祖国强大的照耀下一无是处。

然而,当外交灾难降临之后,随着巨大的对撞接踵而至,原本强大的祖国在地缘灾难中耗尽了自己的财富和资源,两面三刀的人民随之倒戈。只有那个时候,那些无能之辈方才有机会扮演起无所不能的上帝,实现他们的梦想。

历史曾经记下:当德意志皇帝决心走向外交毁灭时,真正欣喜若狂的并非他忠实的追随者,而是本已毫无生气的德国革命家;当沙皇决心迈向外交毁灭时,真正额手相庆并非他的忠臣杜尔诺沃,而是原本看不到希望的列宁;当苏联政治局派遣大军进入阿富汗时,真正开心的,并非苏联的羽翼克留契科夫,而是远居海外的索尔仁琴科。

“陛下,您这是要将俄国点燃”——杜尔诺沃

“陛下,您这是为自己准备绞刑架”

——俄国将军古尔科警告沙皇尼古拉二世

这些列宁式的革命家,为祖国外交灾难欢快的原因,并非他们的爱国情怀,而是他们锐利的洞察让其深知,这是革命豪杰缔造历史的唯一可能——那千年不遇的机运,将因此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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