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沄:中国考古学中“古国”“方国”“王国”的理论与方法问题

林沄:中国考古学中“古国”“方国”

“王国”的理论与方法问题

 

簡帛數術

作者:林  沅

 

在研究国家起源问题时,通常依据的资料有三大类:历史文献记载、人类学实例和考古学的发现。前两类资料的数量有一定限制,只有考古学正在不断地提供新的资料,从而推动研究新的问题,提出新的理论。

1、五种国家起源的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出现了一个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新发现,使人们对中华文明的诞生产生许多新的见解。由于不少学者都赞同恩格斯“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这一见解,国家起源的研究自然成为中国考古学热议的话题。这里先简述中国五位顶尖考古学家对国家起源的理论建树。

苏秉琦是在1982年辽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祭坛的发现和1983年辽宁凌源牛河梁“女神庙”及其附近高规格的随葬有大量精美玉器的积石冢的发现的刺激之下,根据红山文化晚期到末期的“坛庙冢”遗迹,提出了“中华五千年文明曙光”。这种五千年文明曙光的论断,一方面使他所写的《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一文被选为1988年高等学校入学考试语文试题必读范文,使近300万考生作文前同时阅读。另一方面引起学界展开了对文明起源的大讨论。

其实,在1985年于辽宁兴城座谈会上作《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的学术报告时,苏秉琦还是把红山文化的“坛庙冢”放在“古文化”的时期之中的。只是强调了这些早到五千年前的遗迹,“反映原始公社氏族部落制的发展已达到产生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组织形式,在我国其他地区还没有发现过类似遗迹,与它们相应的生活聚落猜想也会有某种程度的分化,典型的此种聚落现在还没有发现,这应该是我们下一步工作的重点。”在这个报告中,他虽然指出红山文化“已达到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组织形式”,但同时还说“早于西周的燕山以北的‘古国’还没有被发现”,可见那时他认为这种“高一级的组织”并非“古国”。

在文明起源的大讨论中,有不少人反对红山文化的“坛庙冢”作为文明的体现。理由正是恩格斯所说“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红山文化时期尚未形成国家,何以进入文明呢?

苏秉琦在1986年作《文化与文明》的讲话时说:“什么是文明,对文明如何解释,这不是顶关重要的,重要的是如何认识文明的起源,如何在实践中、在历史与考古的结合中加深对文明起源的认识。”并提出了中华文明火花的爆发有三种形式:裂变、撞击、熔合。关中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玫瑰花和大凌河红山文化的龙结合在一起,便产生文明的火花。红山文化坛庙冢包括玉龙的出现,是两种文化接触后的结果,“这是两种不同文化传统撞击产生的文明火花”。这里用强调“文明的起源”来代替文明形成的标准。用“文明火花的爆发”来代替进入文明时代,似乎有意模糊争论的焦点。但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之交,苏秉琦确实“在实践中、在历史与考古的结合中”深思着文明起源的过程。在1991年“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上讲话时,他明确指出:“文明起源,我意就等于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另一种简化的提法。”到了1993年在和赤峰史学工作者的谈话时,他说:“《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记黄帝时代的活动中心,只有红山文化时空框架可以与之相应……‘五帝’前期活动中心是燕山南北。”这是他把历史和考古结合起来思考的结果。同时又说:“红山文化时期是古国的开始,夏家店下层文化则是方国的开始。”这是把他原来的“古国”概念明确分为“古国”和“方国”两个发展阶段,而认为红山文化已经进入了“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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