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神山工人:我们为武汉付出过,那是我们该要的钱

火神山工人:我们为武汉付出过,那是我们该要的钱

今日涵说

 

按理说,他们不该出来。

在汉水北面,崇仁路的路口被封起,一块块绿色铁板,用缠绕的铁丝连着。那是武汉封闭社区用的临时的“墙”。但他们拧开铁丝,硬是开了道口子,小心翼翼侧身出来。

他们提防着警察和警车,因为疫情时期,本不允许聚集。

刘胜强也钻了出来,在2月29日中午11点42分时,他立在路口,不耐烦地在朋友圈抱怨道:“这么多人翻墙过来。但,不知道今天会配送吗?”

他们等的,是一顿有热菜的午饭,天天吃泡面,胃都受不了了。

他们不是乞讨者,也不是流浪汉,而是住在附近的工人。有的人和刘胜强一样,是修了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回来的。

汉正街322附8号

人越来越多了。

送饭的志愿者“可乐泡饭”说,在2月28日晚,这里只有十几个人,但过了一天,送饭的消息传开后,突然增加了二三十个。

因为有人送饭,崇仁路口变成一个“据点”。每到中午12点或下午5点半,是吃饭的时间了,他们就从附近过来聚集。

但在29日这天中午,“餐车”没能准时,他们只好等着。

刘胜强等了半小时,12点一过,他翻“墙”回了出租屋。

又过了半小时,“餐车”终于来了,跟刘胜强同住的,有三四个人领到了盒饭和牛奶,满意地往回走。李贺是其中一个,他刚回到出租屋,便把盒饭拆开,放在床上吃了。

李贺是第一次去领盒饭,他很高兴,说:吃了一礼拜泡面,终于吃到热的饭菜”。

同住一起的有十五六人,都是参与了火神山与雷神山医院建设的工人。

崇仁路口,饭点时来等送餐的人员

吃过中饭,李贺还不知道下一顿饭在哪。他指了指自己的床底,里面是一箱泡面,他又摸着自己的肚子笑道:“顶不住了啊。”

饭菜成为奢侈品。刘胜强掰出4根指头,说:“现在的菜价贵了这么多。”

2月23日,他去找偷偷营业的商铺,买了一把油麦菜和几个茄子,就用白水煮了吃。两大碗菜汤,花了他50元

菜太贵了,他不得不节省。

2月29日,他听到有人送盒饭的消息,以为是政府的救济,于是翻“墙”出去等着。看到二三十个人等在路边。

其实,不是没有饭菜,只是他们住得太偏。

他们住在汉正街322附8号,是个将要拆除的地方。进了崇仁路右转,能看见拆除的现场,楼房成了堆砌的砖石瓦砾,他们的“家”就藏在废墟里面。蓝色的铁门虚掩,上面写着:“拆迁区域,闲人莫入”。

幸好,废墟般的居住环境,租金也相当低廉。

李贺睡在大通铺。房子将要拆除,早就腾空了,整栋楼没有一扇完整的窗户,只是个空荡荡的楼架子。大通铺在一楼,阳光不能照进,里面摆了十多张床。十几个工友住在这里,租金一天10块钱。

汉正街322附8号的大通铺(图/Lily)

即便如此便宜,李贺也快住不起了。

他是打短工的,1月初才住到这里,修火神山和雷神山的工钱,在滞留武汉期间全花光了。现在的他,买不起高价菜,也叫不起外卖,志愿者送的饭,是他泡面以外的唯一指望。

说话时,有人在公用厨房洗菜,几只老鼠就从下水道出来,一路窜进大通铺底下。李贺笑道:“别管它,多着呢。”

张勇也快撑不住了,他去火神山两次,去雷神山三次,日薪虽然高,但架不住留在武汉的花销。2月27日,他实在馋得不行,去社区登记买了一块肉,巴掌大的一块猪肉,就够一个人尝尝,花了40多块钱”。

他很郁闷。其实,只差一点,他就能离开武汉的。

他在武汉打临工,多做一天多一份钱,所以车票买在了除夕前一天,1月23日的早上9点55分,离“封城”只有5分钟。他以为情况不算严重,大街上戴口罩的也少,就到了时间点才去车站。没想到快10点时,车站不许游客进了。

封城后的武汉

没办法,他回到了出租屋。对他来说,手停口停,只能再去找活干。

硚口区人力资源市场只有几百米远,走过去要十分钟左右。张勇就蹲在市场前的马路边,早上5点和下午6点,都有带班的人来这找工人做事。

他记不清第一次去火神山的时间,只是带班的人说了有活干,他就跟着12个人一起,挤上了金杯面包车。到了地儿,他抬头一看,才知道是修火神山医院。

他其实想打退堂鼓,改为那时的工地还没有发口罩,人又多,他害怕防护不足被传染,但还是硬着头皮干了。

其实心里清楚,当时没啥别的活做。再说,10个人里9个人都做,不可能就你不做。”

赚钱很容易的”

第一次去火神山,张勇做的是杂活,用小推车转移挖出来的土块。从早上8点做到下午7点,算10.5个小时,他领到了四五百块工钱

第二次去火神山,他做拉电缆的工作,给病房通电,火神山在这天正式交付(2月2日)。他仍兴奋地回忆,那天孙春兰副总理来了,就站在距离他不到三米的地方。

拉电缆的活是在下午接的,张勇做到将近凌晨。他清楚地记得,给的工钱是580

张勇打听到,工钱的大头被工头拿走了,但他没有办法。

临工的活儿本就是层层下包来的,中间经手的人要抽“油水”,张勇是理解的。他只是恼怒,抽的未免太多。

2月4日,武汉雷神山医院建设工地,来自中建三局的建设工人在加紧施工

刘胜强倒有一次“奇遇”。

2月1日,他到火神山去做杂工,到了结账的时候,一个领导模样的人过来,问他:“(带班的人)给你们开了多少钱?赶快说,不然我解决不了。”

他心里犹豫着如何应答。带班的人承诺的是800元,他担心说出来太少,又害怕抬得太高,就说了个中间数:1500元。

没想到,过问的领导发火了,他对带班的人说:“你敢发国难财!”他又对着刘胜强一班工人说:“你们知道这一晚是多少钱吗?你们做了两个班,应该发3000块钱!”

带班的人想先结账,多抽油水早了事,刘胜强不乐意。有7个工人是他叫来的,他们8人一起到了项目部闹。最后,带班的人抽了200块,他们每人得了2800块。

“上面是好的,但到了中介这,就一层一层的剥。不是那位领导,我们就被抽掉了2200块血汗钱!”刘胜强说,其他40多个工友不敢闹,就被带班的人克扣掉了。

2月4日,新华社记者在武汉雷神山医院施工工地上采访

可惜,“奇迹”只发生了一次,往后带班的再来叫人,先说好价钱,爱干不干

火神山收治病人后,张勇不敢去干活了,由于前期的工地还没有发口罩,他花18元买的一个N95口罩用了四五天,他怕再去做事会很危险。

与他同住的工友也是一样,他们的口罩常常从白色用到泛黑,理论上没什么防护效果可言。

刘胜强自嘲说:“咱这群人挺贼的。”

他说,明显有风险的活儿,再多的钱他们也不去。有一次刮大风,带班的人叫去修医院,做几小时2000元,他们不去。还有一次,带班的叫人代班抬尸体,干一天能挣15000元,他们也不去。

不是不贪财,张勇解释说:“咱这的环境,一个遭了,全都要遭,谁好意思做这个罪魁祸首?”

或许正因为谨慎,他们在市区往返打工,整个2月份还没出现一个有症状的。

但是肚子饿了,规矩就顾不上了。2月29日,天又要黑了,李贺和几名工友再次翻“墙”,在路口等待志愿者送餐。他们知道不能聚集,但路口的人明显更多了,近40个人在这里枯坐。

志愿者送饭现场(图/Lily)

没看到“餐车”,先等来警车,他们一哄而散。

警车里传来喇叭声,提醒他们在疫情时期,人员不能聚集,让他们回到住处。有警察下车示意,他们纷纷走散避开了。但是,他们没有走远,不一会儿警车走了,他们就又回到路口聚集。

如此反复,警车来巡视了3次,他们也分分合合了3次。

事实上,29日这晚不会有“餐车”来,只是他们中午走得快,没听到志愿者们的提醒。李贺等人不信似的,硬等了两个半小时,才叹着气离开。

又过去半个多小时,崇仁路口依然站着十几个人。暮色四合,春寒料峭,警车都不来了,他们还在等待。

要我该要的钱”

坐吃山空不是个办法,张勇一直在找事做。“口”停不下来,“手”就不能停下来。

修过火神山后,张勇又接了很多活,他在雷神山工地搬过马桶,12小时800块钱。还在雷神山铺过地板和草坪,8小时450元。接着,他去了武昌、洪山和汉口区,修方舱医院或隔离点,偶尔多做了1个小时,他不会计较。

毕竟,在疫情时期平衡收支,对他来说已经很难了。他平时一年挣五六万,要抽出3万块,给他在上海读书的女儿。

刘胜强也有孩子要养,一儿一女都在读小学。其实,张勇和刘胜强都是离了婚的,张勇是交抚养费,刘胜强是自己养孩子,身上压力都不小。

反过来,为了家人和小孩,他们在安全和挣钱之间,每天做着艰难的平衡。

提起离婚的原因,他们都摇摇头。刘胜强自嘲说,他们“80后”这一代,社会发展太快了,不小心就成了失败者,“还是自己不争气”。

不过,在汉正街322附8号,结过婚的都是少数,“10个人里面,8个人是老年单身”,刘胜强说,他们中有人连智能手机也不会用,疫情期间,诸事不便,吃饭才是最大的问题。

工友们的出租屋外部(图/Lily)

一直到了3月2日,情况发生变化。

志愿者的送饭活动在3月2日终止,因为“政府介入了”。再见到刘胜强时,他乐呵呵地说,当天下午社区的人来了,因为他坐得近,就让他负责清点和安全工作。他给自己手臂上套了一个“红袖章”。

社区介入管理后,先是拆了大通铺,安排他们最多两人住一间。接着,社区给他们安排了免费盒饭,3日和4日送了一顿,5日以后每天两顿,吃的问题解决了。

住的方面,在3月3日,他们十几人坐上了车,被送到隔离酒店,但是没能住下。刘胜强说,里面住了很多医生和护士,酒店工作人员怕影响到他们,况且房间也不够,一帮人就回来了。即便如此,住在双人间,也比从前的大通铺好多了。

对他们来说,最要紧的是,终于有希望办下“隔离证明”。

刘胜强收到过一个表格文档,里面记有1411名参与火神山或雷神山建设的工人,但他们中只有2人在名单上。他解释说,这是发放隔离补贴的名单。根据表格上的备注,参与建设医院的工人,每天发放隔离补助300元,隔离15天共计4500元。另外,“湖北省交通费内包干300元/人,湖北省外500元/人”。

3月2日后,他们被正式隔离,出建筑的大门被锁上(图/Lily)

但是,他们一不在名单上,二没有隔离证明。

他们找过社区反映,但社区回复说,要证明自己是社区的人,才有可能盖章。但房东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他们几番讨要无果。李贺觉得,他们不算“正经居民”,曾一度要放弃。

社区在3月2日介入后,他们终于正式隔离,名单问题也上报反映了。

但李贺还有一个小烦恼,他现在是“大通铺”唯一的住客。现在大通铺只剩一张床,他就睡在上面。他过来抱怨说,跟他住在双人间的老爷子,不讲卫生,还咳嗽,他不敢跟着一起住,但又担心多交房租。

刘胜强听了,连忙喝止他,对李贺说道:“社区做得很好了”。他指了指自己的饭盒,继续说:“你看,现在待遇多好,这营养餐,这牛肉,这番茄炒蛋,这青椒。”

他劝李贺知足,不用担心房租问题,因为现在是社区管理,房租肯定不用交,他说:“该反映的要反映,不该反映的不要反映,不能让领导心寒啊。没人做领导了,谁来关心我们?我们就是社会最底层的人了,(现在这样)还有什么不知足?”

现在,刘胜强唯一悬心的事,就是把隔离补贴拿到手,我们和名单上的工人一样,为武汉付出过。那是我们该要的钱”,他说。

张勇也盼着拿到补贴,截至3月10日晚,他还在等待回音。对他来说,把这笔钱拿到手,这次疫情才算是过去了。

想到平时只有两三百工钱的日子,他竟是挺怀念的。

(文中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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