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是怎么来的?

现代西方是怎么来的?

 

作   者:李   筠

(源自《一枚石头》)

李筠,中国政法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政治学系主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访问学者。

《西方史纲:文明纵横3000年》李筠 著岳麓书社 2020年4月版
这是一部人人都能读懂的西方历史通识作品。它通过“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现代”四个时间阶段、50个关键节点,从宏观上梳理了西方文明的发展脉络,串联起西方文明3000年的演化史。作者将大众对西方的各种散点式印象,用一条清晰的线索串联起来,展现一场延续几千年的精彩风暴;同时提出了很多深层次的洞察,让读者可以在耳熟能详的故事里,发现意想不到的新意。而关注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相互塑造,也是本书的特色之一,它将帮助读者深刻地理解西方,理解今天的世界,从而真正地理解中国。

中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西方到处都是麻烦——经济凋敝、黑死病肆虐、拜占庭灭亡。原先主导社会的两股力量也乱了套:教会堕落了,扰乱了政治,败坏了精神;世俗政权还没有真正强大起来,但已经开始肆意膨胀,掠夺社会。西方还有希望从这种岌岌可危的局面中走出来吗?结果我们都知道,它走出来了,而且活得不错。

一、现代化不是西化

在具体分析西方是如何从危机中走出来之前,要先明确现代西方成长的三条基本线索,建立起西方近五百年走向的基本框架:

第一条线索是国家崛起,也就是基本政治框架的重塑。

第二条线索是社会崛起,新的二元结构又形成了。

第三条线索是市场崛起,资本主义飞速成长。

这三条线索不是齐头并进的,它们有时合作、有时撕扯,相互缠绕、相互塑造,每条线索都存在几种不同的细分模式。由这些模式组合而成的成长道路,十个手指都数不过来。顺着这个思路可以推测出,现代化的实现路径其实有很多种。

很多人觉得现代化就是西化,就是让一个文明努力变成西方的状态。仿佛文明的演进只有一条路,西方走在前面,其他文明只有追赶。但实际上,西方本身的现代化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现代化不是只有一条路可以走。我们可以大胆地得出一个基本结论:现代化肯定不是西化。(注释[1])

如果现代化不是西化,二者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呢?这就得用本篇的主题解释——更新。西方从自己的传统中更新出了现代,现代是顺势长成的。也就是说,西方传统中的现代基因最多,所以西方最早实现了现代化,受益也最大。

尽管现代化不是西化,但西方的基因仍然值得深入研究,只有从这些基因中把握了现代化的逻辑,再说我们不走西化的道路才真的有底气。

顺着国家崛起、社会崛起、市场崛起这三条线索,可以看到西方通过更新传统率先实现现代化。

二、国家崛起

第一条线索是国家崛起。

很多人觉得:国家不是在奴隶社会就有了吗,它怎么成了现代西方成长的基本线索呢?的确,大多数学科都把国家的诞生看成文明诞生的标志,认为国家和文明一样古老。其实,国家是和现代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和古时候的城邦、共和、帝国、王国、教皇国、王朝等政治共同体都不一样。我们现在再熟悉不过的国家,最早只能追溯到中世纪中期,它从那个时候成长起来,并很快成为推动西方成长的动力,把西方推进到现代。尽管在习惯上已经没有办法把国家和古代的其他政治共同体区分开,而且分得太细就太费力了,所以我们习惯上笼统地把它们都叫作“国家”。但思考文明的大问题时还是要注意“现代国家”和古代诸多政治共同体的区别,这种区别在我们理解什么是现代的时候尤为重要。(注释[2])

总体而言,现代国家的崛起是一个权力集中的过程。当然,古代的政治共同体也和权力有关,但它们所拥有的权力与现代国家拥有的权力很不一样,主要表现在权力的覆盖范围和价值观两个层面。

从权力的覆盖范围来看,由于古代的经济、社会、文化都不够发达,很难支撑起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导致国家权力无法有效覆盖到社会的基层。

在中国古代,皇帝的权力到县令为止,朝廷只发县令的俸禄,基层则靠家族、乡绅来治理,这种现象被现代学者称为“皇权不下县”。难道皇帝们不想把权力向下延伸吗?当然想,但因为朝廷资源有限,只能把县以下的管理职能交给家族和乡绅。(注释[3])

古罗马也是一样。罗马管辖之下的犹太人,靠犹太人的拉比(犹太人的特殊阶层,主要为有学问的学者,在宗教中担任重要角色)去管;罗马管辖之下的希腊人,靠各自的城邦去管。犹太人、希腊人只要在政治和军事上服从罗马,管理上就能高度自治。(注释[4])否则,仅凭几十万罗马军人,罗马不可能控制五百多万平方公里、四千六百多万人的庞大帝国。

所以,古代政治共同体再强大,客观上也不可能使自己的权力完全渗透并支配整个社会。

从价值观层面来看,古代政治共同体不能赤裸裸地谈权力,因为人们认为权力来自上帝、天命等更高级的存在,而不来自皇帝本人。如果皇帝胆敢公然违反这种价值观,就会失去民心,严重危及统治基础和制度运转。

这种不容漠视的价值观对皇帝形成了巨大的约束,使权力难以高度集中,甚至集权是被主动抑制的。比如在中国古代,法家这套集权策略就在道义上被儒家压制。(注释[5])

由此可见,现代国家要跨越上述重重障碍实现集权,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过,这个进程在西方中世纪中期就已经启动了。

为了深入理解国家崛起的整个进程,我们需要带着以下问题去观察:政治上的集权集了什么权?如何集权的?集起来之后的权力形成了什么样的结构?产生了什么样的后果?

在这个思路下,后来的革命和民主就不难理解了——我们可以把革命看作对集权的反抗和矫正,把民主看作对集权的驯化和利用。

在国家集权的过程中,各个国家实现集权的路径并不相同,这就使得它们的政治结构存在重大差异,这种差异进一步推动了社会和市场两个方面的差异,最终造就了大国崛起的不同路径。可以说,权力结构的更新是西方从中世纪走向现代的基本动力和线 索。(注释[6])

三、社会的崛起

第二条线索是社会崛起。

“社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指的是除去政治之外的所有领域;狭义的“社会”还要除去市场经济,把市场也独立出来,专指自治组织、社会团体、公共事业等。

从广义的社会来看,如果说国家崛起是现代西方文明发展的主旋律,那么社会崛起就是必不可少的复调。没有这条线索,我们就不可能完整地解释现代西方文明。

国家崛起和社会崛起既有相互配合的一面,又有相互冲突的一面。我们都知道,膨胀是权力的本性。只有靠权力来挡住权力,它才不会肆意妄为。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如果挡不住,会是什么样的局面?如果要挡,去哪里找能挡住权力的权力?

第一个问题比较简单。如果挡不住权力,结果就是征税像抢钱、征兵像抢人,所有人都不安全。不仅没权力的人会随时被权力肆意侵犯,有权力的人也不安全,他们活在为了保住权力而拼命扩张权力的怪圈里,争权夺利根本停不下来。

第二个问题比较复杂。“去哪里找能挡住权力的权力”这个问题看起来似乎像“如何把老虎关进笼子里”一样,可以简单粗暴地解决,但这种想法实际上很难经得起推敲。

不妨推演一下:要把老虎关进笼子里,谁来造笼子?谁来抓老虎?如果一个人能抓住老虎,怎么保证他不会比老虎的危害更大?因此,这样做很可能陷入一个可怕的逻辑:为了干掉魔鬼,引来更大的魔鬼。

为了解开这个死结,西方探索出了一套方案,那就是双管齐下:在政治权力内部,塑造复合型的权力结构,不能只有一方独大,要使政治权力互相形成制衡;在政治权力外部,塑造复合型的社会结构,使政治权力的生存环境和资源来源反过来对权力形成制衡。

为何西方能形成如此复杂的复合型结构呢?道理很简单,形成复合型结构的基本前提是多元性,只有“多元”,才会有复合。多种元素、多种力量、多种人群相互磨合、协调、配合,达成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复合型结构就出现了。

西方在经历了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的演化之后,恰恰拥有了丰厚的“多元资产”:文化传统的多元性,古希腊文化、古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都是典型的代表;学术成果和思维方式的多元性,古希腊开创的“百家争鸣”在古罗马、中世纪仍然在以新的形式延续;政体—政治形式—治理模式的多元性,比如城邦、帝国、王朝、君主制、民主制、共和制等;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僧侣、贵族、市民、农民、商人、学生都有自己特定的权利和生活方式。这一切让西方变成了一个五彩缤纷的万花筒。

甚至只依靠文化常识,我们都能直接感受到西方的多元性,比如古希腊拥有成百上千的城邦、流派众多的哲学;古罗马并不是靠军人实现对广大地区的直接统治,而是尊重被征服地区的传统和治理方式;中世纪的国王们无权无势,只能靠封建契约来具体管理每个地方;直到顶级神学家阿奎那出现,才打通了古希腊、古罗马、基督教这些不同的传统。可以说,西方从来都不缺少多元 性。(注释[7])

西方从中世纪进入现代,其实是从自己多元的传统中完成了更新,其中最重要的结构性更新就是社会取代教会,社会与国家形成一种新的二元结构。

当然,社会像国家一样有一个成长过程。相应地,新二元结构的成长也有一个过程。我会在这一章把国家崛起作为主调,把社会崛起作为复调,不断地提示这种二元结构。

四、市场崛起

第三条线索是市场崛起。

现代西方经济成长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资本主义的崛起。针对市场崛起,本书只打算解决一个问题:作为西方文明的物质营养,资本是如何与政治、社会互相配合的?

在国家与社会的新二元结构中,资本会帮谁?有人可能觉得,亚当·斯密说市场是看不见的手,意思就是市场拒绝国家干预,资本当然会帮社会。但还要看到另一面:蛋糕怎么分决定了蛋糕能做多大。分蛋糕主要是政治权力的事情,分蛋糕的人怎么会容忍做蛋糕的人总是和自己作对呢?

而且从基本事实来看,资本主义就是在现代西方国家里飞速膨胀的。很多人能感觉到,国家和资本之间存在某种默契和互助。所谓的资产阶级国家,到底是怎么回事?所有这些问题,我都会在这个单元一一解答。

简要来说,西方从中世纪到现代的演变过程中最显著的更新是,国家作为一个权力的集装箱,不断加强集权,淘汰掉古代所有的政治共同体;第二个显著的更新是社会取代了教会,与国家形成了新的二元结构;第三个显著的更新是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全面替代了自然经济和封建经济

注释:

[1] 丛日云、王志泉、李筠:《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政治文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四章。

[2] [美]波齐:《国家:本质、发展与前景》,陈尧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第二章。

[3] 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第56—70页。[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0页。

[4] [美]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上册),马雍等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77—79页。

[5] 历代儒家对法家的批评一直没有停止,最远的可以追溯到贾谊的名篇《过秦论》,最近的著述可以看熊十力的《正韩》。贾谊:《新书校注》,阎振益等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第1—25页;熊十力:《韩非子评论》,载《熊十力全集》(第五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6] 西方的历史社会学对于“国家形成的路径和模式”这个问题的研究非常丰富,经典作品有[美]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社会的起源》,拓夫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美]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年)》,魏洪钟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美]托马斯·埃特曼:《利维坦的诞生:中世纪及现代早期欧洲的国家与政权建设》,郭台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

[7] 丛日云、王志泉、李筠:《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政治文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03—209页。[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61—62页。

本文摘自《西方史纲:文明纵横3000年》,李筠著,岳麓书社,2020年4月版,经出版社授权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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