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桦:我的邻居路先生

白桦:我的邻居路先生

 

作者简历

晚年白桦

白桦(1930年—2019年1月15日),原名陈佑华,出生于河南信阳。1947年入伍,1956年调入总政担任创作员,1958年被划为右派,军事法庭判决开除军籍、党籍,三年后平反。“文革”中被隔离审查七年,1979年被平反,恢复党籍,在武汉军区文化部工作。1979年发表电影剧本《苦恋》。出版有短篇小说集、诗集、话剧集,多部长篇小说,编剧的电影有《山间铃响马帮来》《太阳与海》《孔雀公主》《最后的贵族》等,著述甚丰。

原题:我的邻居路先生

作者:白桦

北京军队的右派一般都要发配北大荒垦荒,或是晋西北山区修水库。我却让人艳羡不已地发配上海郊区一个军工厂当钳工,这不能不感谢萧华上将的眷顾。

他的这一决定,在当时实在是一件冒险的事情,它的恶果一直到文革时才显现出来,炮击萧华的大字报贴满了总政治部大楼,其中有很多是揭发他一贯“招降纳叛”包庇牛鬼蛇神的所谓罪行。他考虑到我的家在上海,而且我的妻子得了癌症。

我的家为什么会在上海呢?那得从1955年的反胡风和肃反运动以后说起。1955年在莲花池的八个月隔离审查,平生第一次感到身心倦怠,特别想有个安定的家室。

1956年冬天到上海,和电影演员王蓓结婚。乔奇和孙景璐这对贤伉俪,把他们为朋友代管的两间位于绍兴路的房子借给了我当新房。结婚时,按照当时我所属的领导机关——解放军总政治部的一再叮咛:不可招摇。只在锦江饭店请了一桌客,主要是新娘结婚前在电影制片厂同宿舍的女伴。因而慢待了许多朋友,过了很多年以后,赵丹还嚷嚷着要补请他一桌喜酒。

借住在别人的房子里总是不塌实,而上海的房子已经全都收归国有,私人租赁和买卖活动刚刚停止,托了很多人,求了很多机关,甚至还找过十年后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显赫过一段时间的风云人物张春桥,五十年代下半叶,他只是中共上海市委文委书记。

一切努力全无结果之后,1957年初春,我冒昧给时任国务院秘书长兼专家局局长的齐燕铭写了一封求援信,很幸运,他应我的请求,给上海写了一张便条,上海市房管局才来找我看房子。

开始,他们给我看的当然都是条件极差的房子,甚至是地下室。一次、两次,我实在是难以接受。第三次看的房子地处徐汇区一条幽静的小路上,那里没有店铺,只有住宅,在三条道路的交叉路口有一座街心花园,街心花园里矗立着一尊俄国诗人普希金的头像,当时的上海,在街上矗立着外国诗人的头像,这是绝无仅有的了。

指定要我看的房子按上海人的习惯说法,属于弄堂花园洋房一类。一进弄堂我就被它的清洁、安静和藤萝爬满墙壁的绿荫所强烈吸引。全弄只有24座连体花园洋房,一排四座。

分配给我们的两间房子是弄堂最后一家的楼下,原是这户人家的饭厅和客厅,属于我们的还有落地窗外的一座80平方米的小花园。

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我,在火车上和凌子风擦身而过,他却断然把脸转向窗外的时候,我才感觉到这顶帽子的沉重。凌子风在北京舍饭寺,和我是忘年交,熟得不能再熟了,可他都要把我当做了“琵琶”鬼。我就是带着这样的心绪回到上海的。而迎接我的是几个孩子在我上海住宅的篱笆墙外对着我高唱《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反动派,要打倒,右派分子逃也逃不了!”
在这里我要特别说一说我的邻居路先生,他是我数十年大起大落的见证人。

看房子那天,房管局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楼上的住户就是老早的房主人路先生。”我立即听出了“先生”意味着什么,但他还是补充了四个多余的字:“资产阶级。”

看房子的时候没有看见路先生,在厨房里看到路太太,她正在做饭,放下手里的锅铲,很客气回答我的各种提问,告诉我们:“今后我们是邻舍了,你们来了以后,两家将要共用这个厨房,大门内玄关的墙上有一部电话,你们就不要另外安装了,两家共用,节省些。”
据路太太说,路先生在工厂上班。在出来的路上,房管局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他上班的工厂,就是解放前他自己的私产,现在已经公私合营了,他在厂里留用,担任工程师。

我对这个弄堂的总印象很不错,对这路姓的邻舍也说不出什么不好,而且怕房管局的工作人员说我挑剔,当时就决定了:行!就住在这儿了!
那时的上海十分方便,搬来之前,给家具店打了一个电话,马上就来了一个技工,按照我的想法,很快就在原客厅和原饭厅之间做了一堵可以兼做书橱的墙,原饭厅就成为我们的一间卧室兼书房,原客厅就成了我们的客厅和饭厅。

搬好了家已经是1957年的初春时节了。

有一天夜晚,雨很大,我去兰馨看演出回来已是深夜了。上海人进进出出都走后门,在进门的时候看见一个高高的中年男人,披着湿淋淋的雨披从一辆很破旧的自行车上下来。等到他在门廊里脱下雨披的时候,我注意到:他穿着一身藏青帆布工作服,袖子上还戴着袖套,每一个裤脚管都夹着一个晒衣服用的木夹子,半高腰的橡胶套鞋上补了好几个补丁。他笑着小声对我说:“对不起,您就是白同志吧?”我说:“是的,您……?”“我姓路……”“啊!您就是路先生。”“是的,”
他当然知道我嘴里的先生并非尊称,而是为了显示各自的立场。他窘迫地干笑了一声说:“白同志!我们是近邻,以后有什么不符合革命原则的地方,请多多批评!多多指正!”

他这句多余而生硬的话使得我十分尴尬,怎么会把什么“革命原则”扯到邻里关系中来了呢?可在我们之间首先矗立起森严的阶级壁垒的是我呀!

“晚安!白同志!”他在门廊里把自行车摆好,很客气地道了晚安以后就上楼去了。这是我第一次和路先生的不期而遇。

路家有一位寄食的远亲,是一位年近花甲的老妇人,据说,她的夫家在早年曾有恩于路家,路家为此将终身收养这位老妇人。她寄住在原来用来停放小汽车的车间里,全家三代都称呼他为“继娘”。这位半主半奴的“继娘”,经常由于自己的尴尬身份炫耀或忿忿不平的时候,嘴里总会漏出一言半语闲话,邻居们从这些零星的信息拼凑起来就能够知道路家的许多往事。

路先生并不是路家的户主,户主是路先生的母亲。这位路老太太已经是年逾古稀的人了,仍然不喜欢别人称她为夫人,而乐意让人称她为小姐。听说这位老“小姐”很少下楼,更不大出门。为数极少的几次出门,是到“红房子”西菜馆进晚餐,行前总是要打电话把“祥生”汽车叫到门前来,弄堂狭窄,进出都很艰难。每逢这种时候,她的大孙子都要说一句俏皮话:“又要考斯基(司机)了!”那时,对考斯基的揶揄,是没有禁忌的。因为他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领导人、列宁钦定的“马克思主义叛徒”。

我第一次见到“小姐”是在一个春天的下午,丁香花的清香从窗外被微风送进室内,我正在看书。先是听见有一个女人的声音在楼梯上用上海话喊叫:“人呢?人都到啥地方去了?我的下午茶呢?”继而听见有人叩我的房门。

我开门一看,是一位老夫人,脸上涂满了脂粉,手里捧着一只描金的小茶壶,领口缀着花边的白色丝绸衬衣上,披着一件黑底暗红花的外套,纯黑色的曳地长裙。使我立即想起狄更斯笔下沉溺于旧梦的尘封美人。她说的是一口带有江南口音的国语:“对不起!先生!我们家里的人都不在,我不知道煤气是怎么点燃的,想请您帮帮忙,给我点燃煤气灶……可以吗?”“当然,”我从她的话里听出了她是谁。“夫人!”“不,小姐。”她神速地纠正了我“小姐!跟我来。”

我带她走进厨房,我划着了火柴,打开了煤气,点着。然后把火焰放大、缩小,关上,再打开。“很简单的,夫……小姐!”“我从来都不敢动煤气和电器一类的开关,以往,也不需要我动。您可以等水煮开了再离开吗?”“当然。”“……听说您是位作家?懂外语吗?”“不懂……因为参加战争,不得已只好放弃学业……”“我对这种牺牲的得失,不敢置评……我想,一个作家不懂一门外国语是不可想象的,我可以教您英语,您有时间吗?”“谢谢您,我怕很难抽出时间来,因为我的工作单位在北京。”“很可惜……”

这时壶里的水沸腾了。“这样是不是算是开了?”“是。”我帮她沏好茶,关上煤气,把她送到楼梯口。我想扶她一把。她说:“谢谢!不用,我还能跳waltz哩!”她说着把裙裾摆了一个半圆,踏着与她的年龄不相适应的、轻快的步子走上了楼梯。

有一天,我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天早上,为了赶火车,我在四点多钟就起来了,怕惊扰了楼上邻居的清梦,去煮牛奶的时候脚步很轻。一出房门就觉得有乐曲声隐隐从楼上飘下来,虽然声音很微弱,我还是能听出那是舒曼的《梦幻曲》。

进厨房,就闻见一股咖啡香,厨房里立着一个陌生人,我只能看见他的背影。他头上藏着一顶十分鲜艳的花线帽,顶上那团红色的绒球耷拉在右耳边,身上穿着一件雪白的丝绒睡袍。煤气灶上正煮着一壶咖啡……我轻轻地咳嗽了一声,他情不自禁打了一个寒噤,猛地转过身来,我这才认出他是路先生。

我叫了一声:“路先生!”如果不注意,根本就看不出他的一双眼睛里闪烁过一瞬绝望的悲哀,只一瞬,他就镇定了。他从容地面对我:“白同志!您起来得这么早?”

“我要出差到外地,赶火车。”“啊!您真辛苦!”“没什么,您……?”“我还没睡呢!利用周末,为厂里搞一项技术革新……您看,我这身打扮像不像个马戏团小丑?”

他的自嘲使我很意外,没等我答话他就继续说了:“这是从前当剥削阶级时候的行头,我觉得不穿是个浪费,浪费就是犯罪。都是些很结实的料子,白天把这种行头穿戴出来,别人当然很难理解,以为是我在做白日梦,梦想失去的天堂。所以我只能晚上穿戴,勤俭节约,废物利用嘛!还有这存放了好些年的咖啡,巴西产的,已经有点儿霉味了……一切供人享用的物质财富都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巴西是个热带国家,种咖啡豆、摘咖啡豆都是非常辛苦非常辛苦的,有人说,一颗咖啡豆是用一千颗农场苦工的汗珠换来的……您看,我这么做对不对?”

我不经意地回答说:“利用废物,当然是对的喽……”“谢谢白同志……”他连连点头,匆匆地端着沸腾的咖啡壶上楼去了。本来就很微弱的《梦幻曲》嘎然而止。

那次一去就是一年,回到上海的时候,已是1958年的春天了。一年间,一个屋顶下的两家人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从一个革命军人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下放上海一个军工厂当钳工,接受监督劳动。我的妻子跟着成了右派家属,我们这个二人之家也成了反动家庭。

在工厂里劳动改造的生活非常枯燥,开始的时候,从现役军人厂长到工人对我这个人很难理解,不明白,一个年轻军官,年青作家,一转眼变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可不可以和这个人接近、交谈?如何对待?职工们的目光陌生、新奇而恐惧,像是对待一只有毒但很漂亮的花朵。

很快,工厂党委书记和厂长因为对我态度和蔼而遭到批评,和我接近的工人都被目为落后分子。特别是一位副厂长的夫人,下放劳动,和我同一个车间、一个班组,她为了争取入党,处处找我的毛病。虽然我进车间的第一天就会识图,一个礼拜就成为一个够格的钳工,月月都有技术革新,如果我不是一个劳动改造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第一个季度就能评为劳动模范。

共产党的会多,我是个阶级敌人,除了批斗会以外,不能参加任何会议,所以下班以后的时间比较多,有时会到理发室坐坐,理发师傅的阶级观点不是十分严格,所以很愿意和我交谈。

1959年初理发师告诉我:他的故乡苏北饿死了很多人,他的亲戚跑到上海来找他求救,希望他把枕头里的垄糠(也就是稻谷的壳)倒出来给他们带回乡下充饥。许多故乡人生了怪病,浮肿而死。医生都不敢诊断,因为那些人的疾病是饥饿。我不相信他说的是真实的事情,是谣言。

1958年全国大跃进,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报的报道历历在目,亩产万斤、数万斤、十余万斤……那些粮食都到哪儿去了呢?

后来,和我同宿舍的一个退伍军人是我的老乡,党员。他在1959年夏天回了一次家,我注意到他回来以后变得沉默寡言起来。他的铺位在我的铺位上面,平时从来不敢和我说话。

有一大晚上,宿舍里只有我和他,他躺在上铺,我躺在下铺。他开始慢慢地向着屋顶叙述着他返乡的故事:“俺家乡的人差不多饿死光了,我几乎没见到什么亲人。那么多人饿死,没有一个人敢说他们是饿死的。我只见到一个姑姑,她还活着。连她的小儿子都饿死了,为什么她还会活着呢?说起来,让人难以置信。有一天夜里,狂风暴雨,霹雳闪电,俺姑听见一头牲畜把大门撞开了,她推开窗户一看,是一头饿疯了的猪。她马上跑出去关上大门,那头猪在院子里飞奔。俺姑拿起一根大门杠迎上去把猪击倒在地,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拿来的这股劲。她趁着小儿子没醒来,挖了坑把死猪埋在地里。她不敢告诉儿子,也不敢给他吃猪肉,因为他太小,不懂事,会露出口风。别人要是知道了,为了抢猪肉能把她娘儿俩活吞了。她总是在深夜里挖开泥土,割一小块肉烧熟咽下去。她眼睁睁地看着小儿子一天天地消瘦、浮肿,最后死掉……”

我没有搭话,我装聋作哑。他当然也希望我是聋子。在全国人民在毛主席的领导下高举三面红旗大跃进的时期,散播这样的故事得到的惩罚将是最严重的。我心里明白,他实在是痛苫之极,又无人诉说。说给任何一个职工听,都有可能被告密。只好说给一个阶级敌人听,这个阶级敌人是他的家乡人。他知道这个阶级敌人不会揭发他,也不敢揭发他,即使揭发了,他也可以不承认,同时反打一耙,说是阶级敌人对党员的诬陷。

不久前厂里有一个非常熟练的电焊工失踪了,我很喜欢他,因为他爱说俏皮话。后来听说他未经审判,关进了劳改农场。罪名是思想反动,开地下工厂。什么是地下工厂?有人对我说,他只是夜间在家里用电弧焊帮别人焊接过几根钢筋。

上海历来是一个阶级界限最为森严的城市,1949年以前,人的贵贱和自由度是以拥有金钱的多少而定的;1949年以后,人的贵贱和自由度则以政府给你划定的政治身份而定了。

我在1958年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回来以后,听说我的邻居路先生在反右运动中立场坚定,在鸣放的时候不仅没有说一句有反党情绪的话,连眉头都没有皱一皱,和共产党同心同德,坚决背叛自己的阶级,拒绝并抵制一些资产阶级右派(都是他的亲朋故旧)的“反党”串联,而且拒绝在某人的一份向党“进攻”的意见书上签名,勤勤恳恳地劳动改造,自觉自愿提出减免保留工资和定息。反右运动开始后,积极张贴大字报,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不仅平安无事,而且得到厂工会的嘉奖。

春节期间,厂工会把大红花送到他家里,使得左邻右舍羡慕不已。据说像他这样表现极好的的资产阶级份子,在上海只有千分之五。
另一件大事是路先生的妹妹居然从海外写信回来了,这位大小姐在这个家庭里早已死灭,从来都无人提及。她在没出走的时候,由于追求自由、自主,与母亲反目失和,互相怨恨。女儿一怒之下铤而走险,跟着一个一文不名的烂海员远嫁南洋。这一行动使得举家蒙辱,母亲发下毒誓:永生永世、永远断绝母女关系。

不想,斗转星移,这个被岳家看不起的烂海员发奋图强,奇迹般成了亿万富翁。母亲和女儿,兄长和妹妹的怨恨自然而然地就冰释了,而且倍显亲切,一封封催人泪下的家书飞往海外,虽然只能在信中表达思念之情,在海外生活的女儿一眼就能看出:在上海生活的家人食物匮乏、生活艰辛。

当时上海的很多所谓“资产阶级”最后悔的就是没有在1949年春天之前远走高飞。如果幸而还有一个、半个亲属留在海外,你就有了所谓“海外关系”了。这种关系有利,也有弊。本来,“海外关系”只是个拖累,甚至是个祸害,能隐瞒的尽量隐瞒。随着五十年代末大陆的经济日渐困难,“海外关系”忽然变得有利可图起来。有了“海外关系”,你就可以享受到华侨家属的待遇了。

当时,对于一个和西方世界没有经济联系,和苏联、东欧的联系由于交恶而几乎中断的中国来说,有限的外汇太珍贵了!当时按照外汇的多少,你可以配给到大米、白面、食油、猪肉和进入华侨商店的购物卡。

当然,最好这种关系不是台湾,如果谁有一个亲人在台湾,他一定会矢口否认,报称:失踪。“小姐”的那位不肖的女儿恰好侨居南洋,所以不仅可以定期汇钱来,而且还能在大饥荒的1960年回到上海来探亲。

百闻不如一见,大陆人的生活果然窘迫,上海在全国人的眼里算得上是幸福的天堂了,天堂尚且如此。百货商店货架上的空缺,居然用排成队的《毛泽东选集》来补充。样样都要配给,包括火柴、针线……像锦江、国际那样的著名饭店,都实行了高价销售的政策,它们的菜肴比配给价至少要高五倍以上。

这些饭店从天一亮就排成了长龙,大部分是过去的美食家、今日拿定息的老年人,他们有钱,也有闲。老男人高高竖起曾经豪华过的大衣的领口,老女人把厚厚的羊毛围巾围得只露着迎风落泪的眼睛,大声交换着各自排队逐食的经验,他们几乎吃遍了上海一切特许供应高价菜肴的餐馆。“乔家栅的‘猫耳朵’还是好的!”“王家沙的肉汤团不减当年!”“洁而精居然还有地地道道的回锅肉!不过要赶早。”“老饭店的狮子头满壮,很解馋。”

说到瑞金宾馆、东湖宾馆、上海大厦、兴国宾馆、衡山宾馆这些地方,个个忿忿不平。因为人所共知:那些地方永远都有美味佳肴供应,但就是不对外,只接待中央、上海和各省市的高级首长。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贵族,旧时代的贵族,有钱也不行,只能在秋风落叶中耐心排队买高价食品。

“小姐”远方归来的女儿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实实在在地觉得自己的亲人很可怜,本来熄灭了的亲情似乎又死灰复燃了。

当她一回到南洋,看见任何一个城镇大街小巷都是卖吃食的大排档,就迫不及待地写信了,她写道:“上帝啊!您为什么在您抛撒福祉的时候,偏偏把集聚着您最多儿女的中国遗忘了呢?”

据“继娘”用压得最低的嗓音透露,这封信吓得路先生面无人色,立即点火把信烧成灰烬,再把纸灰丢进抽水马桶,乎噜一声就冲到下水道里了。

从此她就不断地往上海家里寄钱,不仅寄钱,而且大包小包给他们寄食物和一应用品,从泰国香米、加拿大精白面,到各种各样的罐头、克宁奶粉、瑞士白脱、比利时巧克力、日本针线盒和新加坡的各种各样的调味品……于是,我们两家共用的厨房经常在子夜以后会突然飘出咖喱的香味来。

据说那位不肖的女儿每天开着劳斯·劳依斯轿车寄包裹当做乐善好施的体现。过了一个阶段,寄包裹已经不能满足她的心愿了,又花很多钱,为母亲办理了移民香港的手续,而且在香港为母亲买了一套面向大海的公寓。

对于她的动机,有三种说法。一说:这是女儿对母亲当年蔑视自己的报复。一说:这是女儿的以德报怨。还有一说是:她回到上海的时候惊奇地发现母亲和哥哥满口“革命化”,对于现状一句抱怨也没有。好!你们越是革命化,我就越是要你们腐化。

她当然不知道,留在上海的家人是迫于无奈才如此“革命”的,即使对海外回来的亲人,也不敢发一句牢骚,恐惧已经成了她的亲人们的习惯。

从“继娘”有意无意传出的信息:“小姐”被当局迅速批准移居香港,是考虑到路家和张家的政治表现一贯积极,信任就是奖励的一种形式。
我接受改造的军工厂远在闸北以北的郊外,正赶上全国轰轰烈烈的大跃进,每两个星期才回来一次,每一次都是很晚才到家。

有一次和路先生在门口巧遇,他首先向我点了点头,虽然门廊里的灯很暗,我还是看见了他的眼神的变化,在最初一瞬闪现出的是一丝同情,那同情很快就熄灭了。

我听见他在向我说话,但声音好像很遥远、很陌生,以往他是那样的谦躬自卑,现在却迥然不同了。他用酷似我们车间党委书记的口气对我说:“白……”他不知道对我称呼什么为好,犹疑了一下以后,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地叫了我一声“先生”,虽然他没有以牙还牙的意思,我当时却受到了深重的伤害。

他说:“白先生!即使对地、富、反、坏、右,党还是给出路的嘛!”虽然他对我说话的时候,日光的焦点并不在我的身上,但对我的打击却是致命的。他本来是资产阶级呀!他有什么资格居高临下地以委婉的口气教训我呢?而且称我为先生!

在同一个地方,我称他为先生,好像还是昨天的事情,今天他把球儿囫囵个儿的给扔回来了,我感觉他掷回来的球比我掷给他的那个球儿要重得多。

可事到如今,我有什么话好说呢?他还是资产阶级分子,但他是和共产党站在同一立场的资产阶级分子,属于团结对象;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属于打击对象。

我心里好一阵难受,说了一句话,即使是说了一句错话,一句反动的话,就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了么?多么难以理解,我没有资本,甚至和资产阶级没有任何血缘关系,能够剥夺的什么呢?当然是本来就有限的人身自由了。何况我并不认为我说的那是一句错话。

角色的转换怎么会这么容易,这么绝对,这么迅速,其反差又是这么大!?

我的儿子出生于1959年冬天,那是继大跃进之后的第一个饥饿的年份。儿子一剪断脐带就要吃奶,他的母亲因病手术后没有奶水,当时的牛奶早已属于特权控制的配给品了,有钱也订不到。

惟一一条路就是找奶妈,奶妈很容易找,上海周围全是饿乡,只要不带口粮,给饭吃,工钱都可以不要。奶妈为了求生,把自己的孩子留在乡下喝野菜汤。为了保住大人的性命,就不得不忍痛把自己的孩子留在乡下,孩子能否存活?实在很难设想!

我们通过居民委员会找了个扬州奶妈,年龄在三十岁上下,很消瘦。她放下包袱正赶上吃中饭,第一顿她不好意思,只吃了个半饱就是两大碗。这顿饭之后,我和妻马上举行了一个秘密的紧急会议。

儿子还不会说话,无从表态。奶妈的一顿饭足足吃了我们两个人的定量,打破了我们的如意算盘,原以为每人每顿少吃半碗就够她吃的了,谁知道……?

我的粮食定量是每月28斤,妻的粮食定量是每月25斤,一共53斤粮。我当时在工厂当钳工,我的一份粮要带到工厂里去,家里只剩下妻的25斤定量。从奶妈的饭量看,即使25斤全给她,她每天也只能吃一顿饭。

奶妈不吃飽,就没有奶水,没有奶水,儿子就长不大。怎么办?即使有钱,没粮票,连一根油条也买不来,粮票更不能买卖,买卖粮票是违法行为,实在是没办法。这时候,我才体会到家无余粮的难处。

每顿饭妻子的眼睛都注视着奶妈的嘴,那张嘴实在是可怕!

开始的时候,奶妈还有些不好意思,三天过去,她就放开肚皮吃饭了!根本不把你们忧愁的目光和日渐消瘦的脸看在眼里。

到了1960年,粮食更加紧俏了,多亏妻的同事们——当时活跃在银幕上的电影演员们,经常把他们节约下来的粮票凑起来送给妻子。

有一天路家的“继娘”给我们刚刚出生的儿子送来一听克宁奶粉,这无异于大旱时节从天上落下一滴甘露,沁人心脾,又无济于事。当妻向“继娘”道谢的时候,“继娘”吓得两只手摇个不停,小声在妻的耳边说:“可千万别让楼上知道!这是他们给我的。他们以为你们不知道海外有人给他们运东西……怎么可能不知道呢?夜里往楼上搬东西总要经过楼下的呀!”在这时,她好像和我们更近些,因为我们和她都住在楼下。

她说的也的确是实话,就是“继娘”不告诉我们,我们凭感觉也会知道,用上海话来说:我们和路家到底是“贴隔壁邻舍”,什么事能瞒得住“贴隔壁邻舍”呢?我们无需故意刺探,什么都一目了然。他们所顾忌的并不是政府,因为这恰恰是由于他们吸引外汇多,而且从来没有暴露出任何不满,才得到的优待。他们怕的是左邻右舍的嫉妒心,饭都吃不饱的人如果看见身边有人享用大鱼大肉,妒火必然上升,尽人皆知,强烈的嫉妒心能驱使人们做出想象不到的事情来。

路家的整体形象就像我第一次看见的路先生那样,在风风雨雨中披着一件湿淋淋的雨披,至于他的面容,他的日光,他的皮肤,他的内心,你全都看不清。但作为他们的贴隔壁邻居,可以想象得出:他们拥有螺壳里的自由、温馨和幸福——如果在螺壳里也可以称之为自由、温馨和幸福的话……

这种脆弱的稳定一直保持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螺壳终于被击碎,出现了一次严重的政治危机。

事情出在孩子们身上,路先生的长子达明在弄堂里有一个无所不谈的知心朋友法朗索瓦,这位法朗索瓦曾在北京某名牌大学攻读法国文学,所以自己给自已起了个法兰西名字。据说当初考进大学的时候政审就不合格,由于一位副校长“分数挂帅”的思想作祟,把他招收了进来,成为学校招生工作中的一个极坏的例证和难题。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毕业前的一个月,学校以“思想反动”为由,将他除名。无所事事的法朗索瓦和达华的出身相通,不同的是:法朗索瓦不仅失去了父辈留下来的工厂,也失去了面子。他的档案跟着他也回到上海,档案里给他定性为“反动分子”,交给里弄委员会的婆婆妈妈们监督劳动。

挨批判是他的新功课,那些婆婆妈妈嘴里尽是一知半解的报纸语言,驴唇不对马嘴,唾沫星子喷在脸上,越发引起他的不满。而他的不满——甚至仇恨都一览无余地挂在他那张瘦削的脸上。

他和达明从小就是一起在狗尾巴上点爆竹,翻墙头捉蟋蟀的玩伴儿,一拍即合。两个人每天夜里在后门的门廊里“诎诎诎,诎诎诎……”谈“美国之音”和台湾电台广播的消息,说里弄委员会领导的坏话,发造反派的牢骚,诉被歧视的怨恨……

不知道被哪个小赤佬听见了,到街道造反派那里一检举揭发,当天就把法朗索瓦专了政,一番武斗,打得他鼻青脸肿,不到半个钟点就“竹筒倒豆子”,卖了自己,也卖了朋友,达明随即被隔离。

对于路先生来说,可以说是大祸临头。儿子的思想不就是他的思想吗!不同的是老子守口如瓶,十余年如一日,儿子则认为法朗索瓦完全可以信赖,万无一失,所以对他则信口开河。

路先生随即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首先向自己所属工厂造反派请罪认罪:痛悔自己革命警惕不高,教子不严,在坚决和儿子划清界限的同时,保证动员儿子反戈一击,重新回到人民的怀抱。然后又向街道造反派请罪认罪……请求准许让他见儿子一面,做儿子的思想工作。

由于态度诚恳而且卑微,打动了街道造反派的一号勤务员,慷慨特许他和达明见面,让他做分化瓦解工作。在造反派头头的监督下,路先生和儿子见了面,那是一间阴湿的地下室,儿子已经吓得面无人色,再来一次刑讯就有可能将自己以及全家的反党言行和盘托出了。

路先生语重心长地规劝儿子无论如何要态度端正,实事求是地交待问题,沉痛深刻地认识错误……并且充分指出问题性质的严重性。并且反复述说共产党毛主席对路家天高地厚的恩情……一席话说得路先生自己泪如涌泉,达明跟着也涕泪交流,造反派头头大受感动,认为他们的激动完全出于忏悔。

而实际上路先生是出于紧迫,达明是出于恐惧。

路先生对儿子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一语双关。他用眼神、用语气、用手势把自已所要表达的意思交待得清清楚楚。最后他再强调“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道理,但这句话达明完全明白是一句反话,因为,路先生在家里有几条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的“秘密家训”中的第一条就是:“牢记:坦白从严,牢底坐穿;抗拒从宽,无罪赦免。”第二条是:“牢记:一人招祸,一人承担;咬紧牙关,严防株连。”所以达明在隔离中把自己摆在受了蒙蔽、受了欺骗、受了拉拢的地位,承认自己已经滑到反革命一边。幸而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光辉的指引下,悬崖勒马,有了回头是岸的机会,今后,一定要努力改造世界观,脱胎换骨,成为社会主义新人……如此这般地检讨一番……空洞的内容在痛心疾首的外表装饰下顺利得到造反派的首肯。

由于路先生一系列力挽狂澜的措施,达明被定为盲从犯罪,态度端正,作为“争取对象”解除了隔离。法朗索瓦自然而然就成了主犯,一直到文革后才结束囹圄之苦。

文革期间我在外地被隔离审查,七年和妻儿不能相见,当我第一次回到上海,和妻儿团聚的第二天深夜,路先生突然来访。这是二十余年从来未曾发生过的事情,使我既诧异而又不安。

他这次对我既不称先生,也不称同志,而是叫我老弟。

他和我进行了一次语重心长地促膝长谈。

他对我说:“老弟!我们贴隔壁邻居二十余年,你对我们的情况、我对你们的情况应该是有些了解的。今天我们是一对一,没有旁证。如果万一你出了事,我可以矢口否认;如果万一我出了事,你可以矢口否认。

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我们是怎么过来的,你们是怎么过来的,谁也瞒不了谁,不用细说。远亲不如近邻,我实在按奈不住了,想跟你说说心里话。你如果觉得毫无可取之处,就只当是一阵风,左耳朵进,让它右耳朵出。

我早就想劝劝你了,总觉得很不合适。你是老资格的少年革命家,我是什么?一个资本被没收的资本家。惟一的长处是痴长你几岁,我痴长的那几岁,恰恰是你所没有的。

那时候你正在为革命散传单,抛头颅、洒热血,冲锋陷阵。

中国文化中有许多足以求生自卫的东西,极其宝贵。也有很多高尚的东西,像暗夜的星光那样诱惑你,让你义无返顾地向它走去,在永远没法走近它的路上,遍布陷阱,当然,你会万死不辞。

你不知道人性中的普遍弱点,不懂得人际关系中的奥秘,不管是什么社会,人际关系中的奥秘都是近似的。特别是利害,不管是权力还是金钱驱动下的复杂形态,你都很无知。

譬如:忠言逆耳,这句话不但是对凡夫俗子,对至圣贤哲一样适用。‘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世界上,许多无言的动物比人聪明得多。

田螺给我的启发最大,它们无疑是一种最弱小的软体动物,你注意到没有?它们从出生那天起,个个都不怕劳累的背着一个坚硬的壳。这二十多年来我也背着一个壳,很沉重,很不舒服,可没有这个壳,我已经早就不存在了!

老弟!我知道,你在渐渐了解了我的时候,很鄙视我,认为我是可耻的两面派。我知道,可我不以为意。因为我的的确确是两面派,而且是刻意为之的两面派。虽然你鄙视我,我仍然非常感激你,因为你只是鄙视而已,没有加害于我,你尽管处境很不佳,加害我还是很容易的。

你很高尚,老弟!我很敬重你。可你为了人们对你的敬重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由于你的高尚追求,你的妻子,你的儿子,你的岳母就必须年年月月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整整七年,一年三百六十天,乘七,两千五百多天,天天以泪洗面。

每天傍晚,我都能看见你的岳母和你的小儿子站在弄堂口等最后一班邮差,颤兢兢地问一声:有我们家的信吗?即使有,你在信里能说什么呢?每一封信都经过严格审查,也许他们所奢望的仅仅是你还活着……这一方面,你可能没有我们知道得深切。那时候,你看不见他们,而我却能天天看见他们。

老弟!一得必有一失,我生下来就是生意人,很重视得失。得失相等,可以考虑。得太少、失太多就不能考虑了!你失去的东西太多太多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这是曹操在讨伐孙权时的感叹,他在全盛时期尚且如此,可见人生是很短的。

我刚刚见到你时候,你是一脸稚气,一脸英气,一脸傲气。现在呢?苍老了!当然,我更加苍老。‘人定胜天’是古人的一句狂言。人,即使是秦始皇麾下的庞大军团也是无力回天的,他就是在疯狂求长生的时候一命呜呼的!‘神龟虽寿,犹有竟时。’竟,这是自然界恒常的一个方面,有阴才有阳,有死才有生,有圆才有缺,有始才有终。

我们可以有曹操的浪漫,不必有曹操的野心……今天我可以对你坦白交待,数十年来,我每天晚上都要啜饮一杯,只一杯,最上等的法国白兰地,XO,一天都没间断过。

即使是六十年代初的大饥饿,只有你有可能隐隐约约地知道,我依然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虽然是缩在小小的螺壳里,在上海四周就有人以树皮草根充饥的日子里,居然有人在悠闲地啜饮XO,如果被饥民发现并且知道它的价格和来路,我一定会被乱棍打死。

1966年那个上海血腥的冬天,每一夜都有老朋友自杀身亡,其中有所谓资产阶级,也有知识界的反动权威。我照样喝!虽然很苦,苦酒也要喝!苦酒能让我冷静,冷静能让我清醒,清醒的人才能有效地自卫。

每时每刻都有人在出生,都有人在死灭。那一刻也许刚好某一位伟人、圣人,也许是一个恶人出生或是断气,我依然是一杯好酒,不增,也不减。既可以庆祝死,又可以悼念亡。

老弟!我并不是说现在已经可以畅所欲言,已经可以揭去假面了!不!永远不!今夜我是不是喝醉了呢?不!我永远不会醉。我严格遵守着一个戒律:决不和除自我以外的另一个人谈心。今天对你却有了例外。

因为:首先,我找的是历经坎坷的你,而且你即使以任何高尚或卑劣的理由也不能伤害我了(我所说的伤害与老弟的品质无关,老弟的一生只会在所谓理想的追求中迷乱)。请别误会,我指的并不是我们的生存空间已经有了改变,不!人类生存空间的改变并不是像激进的革命家想象的那样容易,很难很难!因为它不是客体所能决定的,关键在于人性的改变,我们民族有一句名言:‘江山易改,禀性难移’。最重要的一点是我自己已经病入膏肓、不久于人世了……

老弟!正因为如此,我才敢于在你面前大无畏一回。你们革命者是在生命全盛的时候显示人的大无畏精神,如我等懦夫,只能在濒临死亡的时候……请原谅!今天我斗胆在你面前打开我这个密封了多年的瓶子。比起你来,你说成功者是你?还是我?”路先生没等我回答,起身就走。“再见!”

等我想追出去的时候,他已经上了楼。

我咀嚼着他那番话,慢慢踱到门外的小花园里。小花园的钢栅栏在大跃进时被拆除炼了“钢”,后来重砌的砖围墙在文革中再次被拆除,任何人都可以直达窗下,对我们这个反动家庭进行监督。

现在又修起了新的围墙,丁香的枝叶渐渐又茂盛起来。

我在窗下新种了一簇青竹和一丛蔷薇,青竹已经可以伴着贝多芬的《月光》缓缓摆动了,蔷薇也开始扶着墙伸向窗台。

此时此刻我反复想到的却是:这高高的围墙还会再次被拆除吗?这高高的围墙还会再次被拆除吗?这高高的围墙还会再次被拆除吗?当我抬起头仰望苍穹的时候,看见上海的夜空上竟然会奇迹般闪烁着一颗蓝色的星星,我已经不记得在什么时候曾经见到过这样诱人的星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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