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描沙叶新

素描沙叶新

 

原创 丁邢 丁东小群

 

   沙叶新先生是2018年7月25日去世的,享年79岁。转眼他的两周年就要到了。小群为他画了一张素描。

    在沙叶新生前,我们和他有20年的交往。而心仪他的作品,则可追溯到40年前。最早看他写的戏是1979年。当时他根据上海知青张泉龙冒充李达儿子的新闻创作了六场话剧《骗子》,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黄佐临建议改名为《假如我是真的》,试演后一下子风靡全国。各地的话剧团纷纷排演。我观看的是太原话剧团的演出。打倒四人帮以后,老干部复出掌权。一些人在文革中吃了苦头,想加倍地捞回来,其特权行径引起社会强烈的不满。这出戏,借剧中人物之口,传达了百姓心声:你们不和人民同甘共苦,凭什么要求人民和你们同舟共济?这出戏引起了某些人的警觉。他们想重操反右逻辑,给作品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当时惊动了胡耀邦,他提议召开剧本座谈会,并出席讲话,劝作者修改。同时当作典型的还有另外两个电影剧本:《在社会的档案里》和《女贼》。电影文学剧本在大陆没有机会拍摄,所以不像《假如我是真的》影响大。尽管胡耀邦想化解冲突,无奈这些剧本代表了民心所向。不让上演大家并不服气。

1980年代初,经胡耀邦提议,沙叶新入党。1985年,经单位民意测验,他又接替黄佐临出任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

沙叶新的独立人格是深入骨髓的。官位不能让他停止思考。1986年,上海市委宣传部在沙叶新不知道的情况下,提名他出任上海市文化局局长。这时沙叶新在《世界经济导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离经不叛道,崇洋不媚外,犯上不作乱,自由不泛滥”。恰巧这时候一位中央领导在上海,说“这样的人怎么可以当文化局长?”于是沙叶新与文化局长的官位失之交臂。

胡耀邦看了剧本《假如我是真的》后,曾说沙叶新很有才华,说不定这位作者成为我们“四化”时期的莎士比亚。当时,胡耀邦说这句话是出于勉励。历史地看,迄今为止的中国当代剧作家,如果说谁有资格和莎士比亚一比,非沙叶新莫属。就题材而论,莎士比亚的戏剧从帝王将相到痴男怨女、贩夫走卒,可谓应有尽有,而在沙叶新的剧本里,也不只是耶稣、孔子、马克思、陈毅,从毛泽东、江青、林彪、邓小平、胡耀邦等政治人物、到蔡元培等文化巨子,再到市民、工人、农民、知青乃至罪犯,无不登堂入室。题材之广泛,语言之幽默,思想之活跃,找不出第二人。但他没有成为莎士比亚,不是因为才华不足,而是因为没有生活在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的时代,不可能像莎士比亚那样自由地对王室尽情调侃,嬉笑怒骂。时代给他提供了一个限制重重的舞台。他的戏本来是为中国大陆的观众而写,却不得不到海外演出。越到晚年,越没有机会和中国观众见面。《江青和他的丈夫们》是这样,《幸遇先生蔡》也是这样,《良心胡耀邦》则没有机会搬上舞台。

2001年,沙叶新赴京参加第七次文代会。临行前,太太对他说:“叶新,求你一件事情,你到北京千万不要发言,你说的不是大家不懂,你看出的不是大家看不出,而是大家都在演戏,你干嘛那么认真呢?”但他在小组讨论中听了一位代表的发言,还是忍不住插话:“你拍马屁怎么拍得这么恶心?”会场尴尬,于是大家催促沙叶新:“你说!你说!”沙叶新说:“这次我到北京来,医生嘱咐我,你心脏不好,凡是激动人心鼓舞人心的地方你不要去。所以开幕式我就没去。但是领导的讲话我在报纸上看了。我认为很重要。因为领导的讲话都是很慎重的,当然重要。但是我今天看到报纸上登了一些著名作家学习领导讲话的文章,我感到我很落后,甚至怀疑我是不是阴暗。文章说,这次领导的讲话是纲领性的,划时代的。有的说,这次领导讲话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的讲话一样,都是里程碑。领导讲话当然重要,但是不是每次讲话都是划时代的,都是纲领性的,都是里程碑呢?还有的作家在文章中说,听了这次领导的讲话就像一股暖流流入心中。咦,奇怪,我怎么就没这种感觉呢?我们不是作家嘛,而且是作家的代表,假如我们在这个全国的会议上都不能说,那这会有什么开的呢?我们能对得起那些选举我们的大多数没来开会的作家吗?真正爱这个国家,不害这个领导,就应该把真话跟他说。不要老是‘一股暖流流入心中’。”

沙叶新的戏剧生涯遇到坎坷,却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小说、散文、随笔、评论,《“检讨”文化》、《“表态”文化》、《“宣传”文化》、《“腐败文化》,一篇篇犀利的文字仍然从他笔下不断地流出,给读者以思考,给读者以笑声。

   我最早评论沙先生,是读他的日记《精神家园》,我发表了一篇书评,题为《沙叶新的谜语》。

后来,我参与《社会科学论坛》杂志策划,到上海组稿,首先就想到沙先生。当时他家住在淮海路。他和作曲家陈刚,诗人白桦等朋友一起开办了三十年代大饭店,他邀我去吃饭,感受挂满了老照片的餐厅里那种三十年代大上海的艺术氛围。承蒙他的美意,邀陈刚先生共进晚餐,让我这个音乐的门外汉,和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作者有了一次近距离的接触,终生难忘。

以后我每到上海,只要有时间,就去拜访沙先生。他的家从淮海路搬到莘庄,我多次受到他的热情款待。有一次他告诉我,不久前上海市委宣传部长请他吃饭,说上海的剧本创作很薄弱,想请他出山,办一个剧本创作研究中心,设在哪所大学都可以,市里可以先给你拨几百万。沙叶新说,我可以写剧本,也可以给新人看剧本,但市里的钱我一分不要。钱不能堵住他的嘴。

还有一次,在他家遇到了王炼利女士。王女士的社会身份是退休女工,但她自修经济学,达到了很高的造诣,而且经常诊断现实。上海学界的大牌教授不屑与王女士为伍,但沙先生却挺身而出,给她充分的理解和支持。徐景贤是上海文革时期的三号人物,出狱后真诚地为文革后期沙叶新受到的伤害向他道歉,二人从此成为朋友。

2011年,朋友赵国君牵头主办独立艺术论坛,邀请我和另外几位学者组成七人评委会,评出首届艺术独立论坛奖,获奖者是戏剧家沙叶新、画家李斌、雕塑家高氏兄弟、纪录片导演徐星和歌手周云篷。赵国君又请江平为沙叶新颁奖。沙先生专程来北京领奖。奖金很菲薄。其实,他主要是以此表示对民间文化活动的支持。

沙先生最后的居所离中潭路地铁站不远。我和邢小群一起到他家拜访。那天在小区门口的流动书摊上看到有多种不常见的图书。我惊讶这里的开放。试探地问:有没有《邱会作回忆录》?小摊主说,你想买,就有。他听我们北方口音,脸不熟,就问:“你们是不是找沙先生?”我们说:“是啊!”他说:“沙先生在家,我刚刚看到他回去。”可见沙先生的人缘和气场!邢小群是第一次见沙先生,喝着刚刚沏好的碧螺春,说:“好清香”!沙先生一定让她把新开封的茶叶盒拿上,说:“今年的新茶!”喝着新茶,总觉得有说不完的话。然后沙先生和夫人,又请我们到附近一个菜馆吃饭。

最后一次拜访沙先生是2015年11月1日。那天上海下着雨。我和小群从中潭路地铁站出来,来到沙宅。当时他已经做了胃癌切除手术,身体很消瘦,但精神很好。夫人得了帕金森症,手术很成功。我们送他一本近作,他送我们《张大千》、《良心胡耀邦》、《阅世趣言》、《我的回族文化基因》四本书。其中三本是在国内出的。他说,签合同时,格式合同里某些说法他不能接受,出版社只好专门给他做合同书。他当时正在家里写自传体小说。聊天有如天马行空,从一个话题跳到另一话题,不觉中便畅叙了两小时。谁能料想,这竟是和沙先生的最后一次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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