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就任中央主席后与朱穆之等人的谈话——夜读偶识之三

胡耀邦就任中央主席后与朱穆之等人的谈话

  ——夜读偶识之三

 

原创: 徐庆全 八十年代

【徐按】:

一,“1981年6月29日下午四点半,胡耀邦约见朱穆之、曾涛、张香山、胡绩伟的谈话”,我最早是1999年从胡绩伟那里看到的。那一年,为纪念胡耀邦逝世10周年,胡绩伟在《书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读那文章,能明显地感觉到被编辑过的痕迹。我想看到原稿,就贸然闯到他的住所讨要。他与我所在的刊物关系密切,知道我这个“毛头小伙”,对我的鲁莽举动也不介意,我也就不知天高地厚地半是聊天半是采访的和老人摆起了“龙门阵”。话题主要是围绕他的那篇文章展开的,他给我找出这份材料。2007年出版的《胡耀邦思想年谱》(盛平主编)“1981年6月29日条”(638页)公布了这份材料,但并未有“下午四点半”这个具体时间。我认为,这个时间点很重要,不应忽略。

二,1981年6月29日,是十一届六中全会结束的日子。我并不清楚这一天会议的议程。即使会议是上午结束的,刚正式就任中央主席的胡耀邦,想来也是诸事繁多。他在“下午四点半”就约几个人谈话,显然:1、这是事前的计划;2、这次谈话他觉得非常重要,刻不容缓。

三,谈话对象:朱穆之,时任中宣部副部长;曾涛,时任新华社社长;张香山,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兼中央广播局局长;胡绩伟,时任《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是主管宣传和中央两大媒体的诸侯。

四,谈话内容,通俗易懂,主题明确,无需多解释。只需说明一点:谈话中,他说:“我还要向湖南打招呼,家乡不要出什么花样。”据“思想年谱”记载:“开完会回到家中,郑重地对儿女说:中央可能要我担任非常重要的职务。我想先向你们打个招呼。今后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千万不要以为天恩祖德,千万不要忘乎所以。如果你们中有任何人出了问题,只能是自己负责。当晚,他委托秘书电告家乡湖南的干部:不准家乡和家里人敲锣打鼓放鞭炮;不准家乡搞庆祝活动;不准哥哥外出作报告。”(638-639页)他不仅和湖南家乡打招呼,给自己家人也打招呼了。

1981年6月29日下午4时半,胡耀邦约见朱穆之、曾涛、张香山、胡绩伟的谈话:

今天找你们的主要目的,就是希望你们注意,我们无论如何不要重复个人崇拜的错误。不要搞个人崇拜的宣传。请你们把好关,发现这方面的问题就告诉我。你们只要把好两年关,不搞个人崇拜的宣传,我想,我们党就会形成一股新风气。(大家插话说:适当的宣传还是要的,完全不宣传也不行。)不要突出宣传我个人。要适当宣传老一辈革命家的作用,要宣传叶帅、小平、陈云、先念、徐帅、聂帅、彭真、邓大姐和王震等同志。紫阳同志是总理,他以总理身份进行外事活动,要宣传,这是特殊情况。平常,对我和紫阳同志要少宣传。至于日常工作的安排,当然要我们站到第一线,比如七一庆祝大会,就安排紫阳同志作主席,我作报告。但主席台的安排,如果叶帅出席,请他坐中间;如果叶帅不出席,就请小平同志坐中间。以后,群众场面,都要请他们在前面。

中央要强调集体领导,不要突出个人。这次公报最后增加了一句话,说这次中央主要领导成员的改选和增选,“对于加强中央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集体领导和团结一致”,这点很重要。

我还要向湖南打招呼,家乡不要出什么花样。

还有一个问题很值得我们大家想一想:毛主席很早以前就是我们党的卓越领袖,但延安时期和建国初期,同大家一起开会、谈话、照像时,他并不把自己放在突出的位置上。譬如照像,他总是站在边上。一九四九年开政协会,中共代表团的那张照片,毛主席和刘少奇同志就坐在第一排的两边,中间是四老。一九五五年团中央开全国积极分子大会时,布置主席台的坐位,毛主席、周总理亲自决定,要我们团中央的同志坐在前排,他们都在第二排。不知后来怎么搞的,开会、照像,甚至出场走路都要严格按等级次序办。这并不好,是我们党的风气上的一个倒退。能不能把这一套改变一下?我是主张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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