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疫情卷土重来

警惕疫情卷土重来

文/草青

1919年的一天,在英国约克郡,刚参加完巴黎和会的英国外交官马克. 赛克斯爵士忽然得了感冒,他并没有当一回事,可没过几天,他就在杜伊勒里公园附近的酒店神秘的死去。这一年,他才39岁,年轻帅气,身体硬朗。突然间不明不白的死因,引起了无数人的猜测,一时众说纷纭。

这个真实的故事一直尘封了90年,象谜一样地使人百思不得其解。直到90年后的2008年,英国约克郡搞了一次开棺验尸,首次打开了年代已久的铅衬棺木。由于铅衬防腐保存完好,遗体还未完全变质走样。于是,医学家取走了马克. 赛克斯爵士的遗体样本,终于弄清了当年杀死一亿人的毁灭性的“西班牙大流感”病毒。

无独有偶。从2020年1月至3月,中国和世界也遭遇了一种新的病毒——新冠病毒肺炎的灾难。在不到三个月的今天(3月25日),一直发展到世界100多个国家累计确诊311909人,累计死亡13912人。其中中国累计确诊81808人,累计死亡3283人。中国科研人员也从病亡的20多具尸体解剖中找到病毒损害人体主要器官不仅在肺,而且有心脏、肝脏、肾脏等多个脏器。可见,100年来,人们始终遵循崇尚和尊重科学的共同做法。

历史记载,席卷欧洲的“西班牙大流感”曾跨过两年,共分为三次袭击人类,第一次发生在1918年春季,属于普通型感冒。第二次发生在1918年秋季,是死亡最高的一次。第三次发生在1919年冬季至1920年春季。死亡介于前两年之间。这很像是从2019年12月至2020年3月COVID-19新冠病毒肺炎瞬间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爆发一样。截至到3月25日,中国累计死亡 3283人,而世界累计死亡 13912人。此后还有新的发展。正如法国历史学家帕特里克.齐尔伯曼所说,这种疾病可能表现得很民主,但它所肆虐的这个社会并不平等。

流感与新冠肺炎这两种病毒的发病形态有非常相似的一面:发热、干咳、体寒、虚弱、食欲不振。你很难将流感与新冠肺炎分辩清楚。流感很容易被人忽视,常常应对的办法是休息几天和吃几片药片,充其量打一下点滴。这就种下了耽误的祸根。而在100年前的西班牙大流感,很多将呼吸系统疾病划归于流感而分辨不清杀伤力强大的流感病毒。正像今年一月的武汉,很多人得了从未知晓的传染病——新冠肺炎而被病人或医生误认为是流感一样。

现在看来,这种源于病毒的重创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是没有任何准备。病毒突袭了一个没有准备的世界。当中国陷入疫情时,一些国家也发出了讥笑和揶揄。而当他们身陷病毒的狂轰滥炸时,他们又不得不掉下痛苦而无助的眼泪。

WHO(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病毒没有国界,它对人类的杀伤不分种族、肤色和财富。为了警惕和不忘历史教训。那时人们把“西班牙大流感”形象地比喻为“西班牙女郎”,说它们一直跳着死亡之舞,毫无预兆地随机杀人。尽管“西班牙大流感”这种污名化使西班牙背锅了100年,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不再去争论污名的由来和原委,但我们仍需将最为典型的“西班牙大流感”与目前世界大流行的COVID-19(新冠病毒肺炎)的相似性加以对照思考,以记住“西班牙大流感”三次反扑的悲惨教训,从而防备COVID-19疫情的再次反扑!

据史料记载,1918年世界总人口才17亿人。当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了3800万人死亡。可已经是一个非常骇人听闻的数字,然而,相比同一年发生的“西班牙大流感”所造成5亿人感染,1亿人死亡这一可怕的数字。可见大流感病毒对人类的杀伤要比战争杀伤力高许多。

 

目前,最为集中的一个争议是新冠病毒的源头究竟在哪儿?由此3月也成了民间中美口水仗最为激烈的月分。而官方的外交辞令也是唇枪舌剑,疑窦重生。当年西班牙大流感病毒也是这样,一些人认为是源自于法国战场,是从动物流感变异而来,另一些人则认为是腺鼠疫,而战争是阴谋论突起的绝好机会,所以不少人相信西班牙流感是人造病毒。有人宣称流感是由德国U型潜艇在东部沿海释放出来的,或是拜耳阿司匹林包装传播的,直到今天,这样的争论仍在继续。在这样的争论中,COVID-19一度也出现了类似这样的争论。但都没有足够的证据。

尽管有科学研究表明,“西班牙大流感”病毒并非源自西班牙,零号病人也不在西班牙。但有关病毒的发源地究竟源于哪里的争论仍然莫衷一是。所以,COVID-19的源头出自哪儿,至今科学界没有定论。而国与国之间的政客、专家和民众都有各自不同的声音,也有过激烈的争论和拉锯战。但多数有识之士认为,这样的问题还是让科学家经过调查来回答。有人猜测,或许也会像“西班牙大流感”一样,留下一个未解之谜。

 

西班牙大流感至今仍在医学研究上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流感病情所犯的错误也不时为今人敲响过警钟。而在中国2020年发生的新冠疫情,与100年前的西班牙大流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2020年,当中国人民沉浸在即将到的庚子年春节的欢乐氛围中,谁也不知道凶猛的COVID-19病毒会突然袭来。他们和100年前的西班牙民众一样,在1918年的头几个月,大多数医护都相信自己不过是在处理与普通流感和季节性感冒差不多的流行病爆发。随着武汉疫情的感染人数剧增和不断的死讯传来,中国人才有所警觉,才感到害怕。中国人在谈论新冠的肆虐和当年西班牙人议论流感的强毒株的诚惶诚恐是一样的心情。

这样的事件也同出一辙:当“西班牙大流感”首袭欧洲,有人绘制了卡通和漫画,将这种病毒画成一个骷髅形的瘦弱的“西班牙女郎”,而在中国,西方也有人将中国的五星红旗换成了五颗病毒。甚至一些政客还给病毒起了“中国病毒”的名字。

 

在“西班牙大流感”和COVID¬-19之间,除有病毒的卡通和漫画外,还有一个标志就是口罩。它构成了2020年中国城乡和1918年西班牙城乡同样的独特风景。史料说,正是“西班牙大流感”才推动了口罩的普及。然而,有些自相矛盾的西方人的看法,在疫情发生的当下,公共场合应该是病人戴口罩,而不戴口罩才是正常人。这种不强行戴口罩的意识或许是西方的一种文化。但在当时的西班牙以及欧美人看来,口罩虽不能有效防范疾病,但它仍成为疫症的标志性产物。这种只能在医院里看到的一方口罩,今天成了亚洲大众人人佩戴的防护用品,它一度告急、脱销和高价售卖。甚至出现蜂抢和一罩难求。世事的变迁有时也出人意料。在当年的西班牙,如果你不戴口罩,出门会被认为是一种冒犯,交警戴着它指挥交通,一家人拍全家福也是口罩必戴。甚至连猫狗也戴着它成了搞笑的人形。人们像走在进荒诞、诡异或搞笑的世界里。这些,在今天的中国的小区和大街,也都像照相一样还原着当年西班牙的镜头。

 

在100年前的“西班牙大流感”,平民百姓的生活似乎更接近中国上世纪战乱时的四十年代,民不聊生,饥寒交迫。然而,一种不出门居家隔离的形式是一样的。家家闭门不出,大街上空无一人。一座座城市安静无比。

正是中国独特的居家隔离,人与人一米间距,载口罩勤洗手,才取得了战疫的初次成效。但西方并不想抄这样的现成作业。而我们一时感到新奇并以为是独创的我们的方舱医院,却在西班牙大流感的老照片上找到了来源的答案。

当然,除了中西文化不同外,处世方式不一样外,还有就是自由的身价和思想观念。中国人对付疫情的办法是在居家不出门,网格化小区封闭管理。而自由惯了的西方人是哪儿都可以去。这种差别,不仅表现在文化传统,而且体现在务实上。比如,疫情一旦久拖不决,呆在家里就有可能持续一年或更长,这将给经济生活致命的一击。使生活质量大打折扣。宁可牺牲人员,无论如何也不会坐以待毙。

在100年前那场大流感中,最典型的要数华盛顿和开普敦。殡葬人用完了所有的棺材,费城埋葬尸体的空间也出现了紧缺。于是,只能用蒸汽铲挖出巨型墓坑。而中国驰援武汉的大军中,也出现了外省殡仪馆助力的队伍。无数人的死亡,使当年的西班牙人担心世界末日的到来。而现在的中国老百姓在那一最危险的时刻也闪现出科幻电影里人类灭绝的桥段。而科学发展到今天,最终人们还是相信,带来快速死亡的是人类所未知的新的病毒。而在彼时的西班牙和现在的中国及世界各国,都认识到,随着彼此独立的疫情爆发连接在一起时,它就形成可怕的传播链。于是人们醒悟,人类的侵略并不一定局限在国与国之间,最残酷的侵略是不动一刀一枪的病毒!

 

新冠病毒肺炎与西班牙流感不太一样的是易感人群的年龄段。一般认为,免疫系统欠佳的是孩子和老人,他们属于易感人群,尽管病毒攻击人的免疫系统目前已深入人心,从不知晓这种新病毒的专家早期也是这么认为。然而对新冠病毒肺炎这种病毒却并不是专挑老少两头,而主要攻击的对象还是年大体弱有基础病的老年。这与现在的新冠病毒疫情在世界各地的表现仍有差异。当年的“西班牙大流感”对不同年龄人的杀伤力也不一样。据中国科学家得出的数据,有并发症的60岁以上的老人的感染为80%,而20岁以下的年轻人仅为20%。但在疫情爆发较重的意大利,死亡人数也主要集中在老年。另一个疫情较重的伊朗,因为全国人口老年人少于青年人,尽管病死率居高不下,但较高的治愈率也集中在年轻人。在当年“西班牙大流感”,绝大多数罹难者中也都是健康的成年男女。这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参战的年轻将士不仅死于枪炮,此外更多的年轻人却成了病毒攻击的主要目标。

在100年中的两次大疫情中,还有一个既类似又有区别的参与者是以书写人类为已任的作家。“西班牙大流感”的经历,曾给一代西班牙人带来的心理冲击是各国重量级作家理所当然把流感疫情作为当时最为时新的创作题材。美国小说家约翰. 斯坦贝克就被“西班牙大流感“深深震憾。这位从疫情中死里逃生的作家在死里逃生后全神贯注于疫情给劫后余生人们的心理创伤所带来的变化。大流感的身临其境,植根于他的观念并起到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为此,以他为代表,”西班牙大流感”诞生了一批世界文学家。配合中国的这次疫情,2020年3月上海教育出版社及时出版了英国作家凯瑟琳. 阿诺德《1918年之疫——被流感改变了的世界》;把疫症看作是改变人生方向的一段启示的凯瑟琳.安.波特,也写下了经典之作《灰色马,灰色骑手》;而美国首屈一指的小说家托马斯.沃尔夫在他的著名小说《天使,望故乡》中,又以迷人且扣人心弦的悲怆笔触,纪录了他的兄弟死于西班牙流感的曲折故事。

 

与此相类同并一花独放的是中国21世纪20年代仍然活跃在文坛的作家方方。这位生在武汉60年的女作家在新冠病毒疫情发生时也身临其境。她从1月23日武汉封城到宣布解封的62天,目睹了整个疫情的至暗时期的方方面面。尤其是那些专写正面报道的媒体记者不会写的负面报道她能每天一篇地产出在她键盘下的《方方日记》里,截止到3月24日整整写完了60篇。这些珍贵的作品使她填补了官媒和自媒一个难得的空缺。挺方的粉丝习惯于半夜入睡前等看她的当天日记并作为就寝前的催眠剂,一旦等不来便难以入睡。尽管她有数以百万计的粉丝为其叫好,却免不了招来无数黑方者的谩骂和讨伐,甚至连名牌高等学府的北大教授、博士也赤膊上阵。以此延展于势均力敌的百姓对决,成为中国社会新时代的一大稀有的奇观。然而这种耗时耗力的战斗并没有使这位小老太太伤掉元气。她甚至在3月20日的日记所起的标题是:”你看我怕不怕你们!“方方真如其名,不会拐弯决不转圆。像穆桂英挂帅那样以一当十,甚至以一战万地舌战对决世界上绝无仅有。比起“西班牙大流感”那种多位作家发之疫情的觉醒而唤起的一致笔战流感的写作形成鲜明对照。

 

在面对灾难祈求神灵和上苍这一点上,中外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从19世纪到现在,人们仍然认为流行病是上天的惩罚。这种思想一直延续至今,在我国民众的心里,依然没有逃脱“天降惩罚”之说的宿命论泥淖。当医学眼睁睁地看着病人死去,活着的人便寻求另一种方式求得心里上的平静和平衡。100多年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厮杀中的数国将士加上民众所罹患的流感病毒的上亿人死于瘟疫,当他们目睹了科学家和医生的无能为力后,有不少人变得不再相信科学和医学,把迷信的目光投向了神灵。他们认为“西班牙大流感”是上天的行为。是对他们所犯罪恶的神圣的报应。而美国的教徒也在教堂祈祷也是期望神来驱离顽疫。同样是在1919年,一个在山西传教的传教士说,“那时,山西的老百姓在自家门口过道上都放着一把剪刀,以此来吓唬瘟神。他们的亲人惨死于病毒,但他们却不从不认为那是病毒有着最好的佐证是他们的领袖的一首将血吸虫比作瘟神诗。

在西班牙的萨莫拉市,一些人无视卫生机构禁止大规模集会的规定。但那些强烈要求集会的人却是希望以这种方式来安抚上天降下的愤怒。可是,这座城市的凶恶的流感死亡率并没有因此而下降。

科学的盲区有时也会办下坏事。它会使科学家对自己所获的有限知识沾沾自喜。这也注定了科学家当时的理解实际是一种误解。就像20世纪细菌致病论广泛应用于临床并深入人心,人们对科学的信心空前高涨,踌躇满志的科学家被这种高涨的掌声冲昏了头脑而过于自信,他们甚至过早地预计,大部分疾病将被消灭。但到了“西班牙大流感“爆发,他们才如梦初醒并不得不承认我即使头有光环,依然对疾病的认知是何等的苍白与浅薄。

中国的疫情渐显曙光。封城时最为严峻的湖北和武汉,也将在3月25日零时起武汉以外地区解除离鄂通道管控。在4月8日零时起武汉解除离汉离鄂通道管控。那么我们是不是取得了防疫的胜利呢。完全没有。我们需要有一种谨慎的心态防控疫情做好防护的各项准备,只有绷紧而不能放松。

100多年前的“西班牙大流感”过去了又重来的三次反扑的严峻势态提示我们,我国的疫情仍有二次反扑的可能。需要有最坏的打算而决不可掉以轻心。

我们甚至联想到2020年经济倒退的严重程度。它有没有可能因为疫情发生的二次反扑而最终影响到当年的经济危机甚至经济大萧条?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经济学终身教授的金刻羽女士提供了一条重要信息:从中国的案例看,疫情会不会再反复?就是说,我们恢复正常工作后,如果疫情又开始发展了,那对全球经济的走向是一个非常不乐观的新信息。所以,中国需要接受先前没有准备的教训。国家和个人都需要有各自周密的预案以应对未来趋势的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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