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岳峰, 他像被玩残的鸟儿,在乍暖还寒的早春决绝离去

邱岳峰, 他像被玩残的鸟儿,在乍暖还寒的早春决绝离去

原创: 沃得  我媒体 (2018-03-28)

 

简爱

1980年的3月30日,年仅58岁的邱岳峰,这位译制片黄金时代的巅峰艺术家,用一种决绝的方式自我选择了离开这个世界。

这一年,是邱岳峰从事译制片生涯整整30周年,他入行恰是在1950年初春3月。被陈丹青称为“嗓音诗人”的他,约为200部外国影片的主要角色配音,其中最为经典难忘的有《简爱》、《红菱艳》、《警察与小偷》、《凡尔杜先生》、《悲惨世界》等。

“罗切斯特”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顽强。

38年前的是夜,他服用了过量安眠药。被送到医院后,经一天一夜的抢救,终无力回天,永远告别了世界。那一天,天空下着瓢泼大雨,滚滚春雷发出一阵阵吼声,仿佛为他的离去呜咽哭泣。

《简爱》中,“罗切斯特”磁性的声音曾一再请求简爱“等等,再等等”,然而他自己没有“等一等”,没有能熬过80年代第一个春天的乍暖还寒。

邱岳峰出生于1922年,是有白俄血统的混血儿。他的音色听起来有些特别,或与此也有关。著名译制片导演苏秀说过,邱岳峰人极聪明,又刻苦用功,对原片有极强的领悟能力并有着丰富的表演手段。

受到那么多影迷挚爱的他为何决然踏上不归路?有人说,他的处境、遭遇、性格都决定他有极大可能走上这条路。坊间也有感情纠葛的流言蜚语。李元在一片追忆文章中说,他始终背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文革”中,这顶帽子自然更重了……其实邱岳峰的个人历史不复杂,出生于福州市,祖父是驻守中苏边境的一名武官,娶了一个白俄女子。

的确,令他一直窒息绝望的,是困扰多年的“摘帽”问题。他的儿子邱必昌说过,自己父亲受不了对他的不公正待遇。

他不仅是个艺术家,也是个好父亲,内心浪漫丰富,现实的残酷直至令他难以承受,加之个性内向,没有什么办法来解脱自己,最终以绝望的方式,和各种痛苦不堪就此别过。

个人境遇之艰辛,影迷们无法想象。

邱岳峰不是第一次想寻求这种极端归宿。有同行曾说,那年戴“历史反革命”帽子时,他吃了安眠药,幸亏被妻子发现,马上用手扒,总算救回了一命。

在《峰华毕叙》一书中,有一句话令人读来心颤:“那一辈人,都像被人玩残的鸟,心思重重,小心翼翼。”

他才华横溢,风华绝代,又饱受艰辛和不公。“摘帽”之事一直沉沉地压在心上。因为他最心痛的是,自己遭罪,孩子们平白无辜地受到牵累。

当和朋友们谈及这些时,他忍不住要一再叹息,要揪心流泪。

他的家庭生活处境,局促艰难程度同样是很多人难以置信。他携一家7口人多年一直住在南昌路一间只有17个平方的屋子里。

这样的生活条件下,他在译制厂领导的理解支持下,完成了一个又一个经典之作。同时,他怀着一线希望,苦盼能获得一个公正说法,始终未果。1979年底,在获知自己的申诉得不到解决时,他真的绝望了。一颗滚烫的心,终于支撑不住滑向了黑暗深渊。

熟悉他的人曾有回忆说,最后的那段日子,他脸色时常不好,人更显消瘦,还有人曾看到他躲在角落暗自流泪。

他带来贫瘠压抑年代的微光。

和他个人生活形成绝大反差的是,他和他们的声音,是压抑贫瘠单调年代的一簇簇微光,打开了一扇扇窗,绽放出人性的美和爱。通过他的声音,人们听到的是华丽高贵,是诙谐幽默,是迷人魅力,沉醉痴迷。

即使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的忠实拥趸们,至今都无法释怀,无论当时是风华正茂的,还是尚处懵懂无知的。毫不夸张地说,他和上海电影译制片,照亮了几代人的心灵,滋养着青涩年华,成为无可取代的美好记忆。

在遭受不公正的时候,幸运的是,他遇到了好厂长陈叙一,不仅没有歧视,而且只好有合适的角色,顶着压力交给邱岳峰配音,可谓惺惺相惜。

他的配音,传神至极,磁性至极,魅力至极。他活在了角色中,让人甚至忘记了他本人。对于他来说,或许活在角色中,是一种工作状态需要,也是灵魂的暂歇之地。

在法国电影《巴黎圣母院》中,他配音的弗罗洛神父有一句台词:“痛苦?在人间我只有痛苦,这是别人的节日,不是我的。”没有料到,一语成谶。

也许,这又兑现了《王子复仇记》大臣波洛涅斯的一句话:“首要对待自己要忠实,犹如先有白昼才有黑夜。”然而,这一次他过于放大了内心。

他在《凡尔杜先生》中说:“你要无情,才能活在这无情的世界。”可叹,邱岳峰是有情之人,他杀了自己,没有像剧中人那样想谋害别人……

30多年过去了,青春易老去,此音绕梁成绝响。

想当年,邱岳峰的内心,该是多少的苦痛,多少的委屈,多少的绝望,才会如此悲苦撒手。

著名译制片导演苏秀说:“邱岳峰恐怕是配音演员中最受观众欢迎爱戴的一位了。”无奈,命运弄人,就像鲁迅先生的一句精辟的概括,悲剧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在此,缅怀追忆邱岳峰,一起向经典致敬!(文/沃得  修改于2018年3月)

邱岳峰走了,我也成了正常人

附:影迷人对邱岳峰的怀念留言

邱岳峰死的时候,我20出头,看电影,一直看,把人都看傻了,有时候,分不清什么是银幕里的世界,什么是现实世界,嘴里全是台词,电影的主题音乐一遍就记住了。《列宁在1918》开头的音乐,典型的俄罗斯学派,像极了老柴五交的第一乐章,我会整个星期整个星期地哼哼着。还有,淘电影音乐CD,在五原路的小摊里,就为了那么一点自以为是的幸福。80年代,CD还是稀罕东西,终于,挖到了辛辛那提通俗乐队的一张“Sailing”,有一小段“The dove——鸽子号”的主题音乐,那音乐旋律轻盈得像飞,我以为,只有浸润过爱情、有过航海经历的人,才能写出来。我那时候感觉极好,好象跟那个从未谋面的刘广宁又近了一点。

上海人不作兴靠得太紧,讲距离,即使喜欢,远远的也就够了,不一定要认识。

邱岳峰死的消息是我的同事告诉我的。那时候我在公交公司当调度员,就是管发车打铃的事,42路总站在裕德路,隔壁就是上影厂(不是上译)。同事是女售票员,刚从农场上调。我不信,她说自己和邱岳峰的女儿在同一个农场,而且是最要好的朋友。我非常难过,难以名状。她还告诉了我追悼会的确切时间。

其实邱岳峰在上海人中间早就有名气了,比我大一辈的“老克腊”都会说“喔,邱岳峰灵咯”,早年,他在“可尊敬的妓女”中已经炉火纯青。上海话邱岳峰的岳字发音特别,和普通话南辕北辙。

邱岳峰是到“简爱”登峰造极。怎么他就没了?

我看“简爱”是在北新泾,70年代后期,我不明白当时排片的人怎么把这部将成为电影学院教科书的经典放到如此荒凉的地方来做首轮。新泾电影院就是农村礼堂加木长凳,小孩子小便可以直灌下去。因为“简爱”,这里成为我心中的一个坐标。“简爱”的拷贝是全新的,新得没有一点划痕,色彩浓郁,那时我迷恋英国老派画家庚斯博罗的油画,那画面就是庚斯博罗的动态展示。桑恩菲尔德庄园。

此后的一个星期,我完全在“简爱”的shake之中。用余秋雨先生的“文化浓度”观点,我像一只呛在蜜里的蜂。甚至有一些小场景,现在都历历在目,“你哭了?”“没有”(简欲上楼,将头拧过去)“眼泪顺着睫毛落下来了。”这么通透,没有火气,不动声色,然而电光火石。

现在说这个话的人躺在鲜花从中。说实话,我很怕到龙华去。每次去,心情都会坏到极点,难以修复。

但邱岳峰走,我还是去了,尽管我跟他从未见过面。那年的春天特别冷,我见到了很多人,其中大部分人跟电影这个职业没有关系。我也见到了刘广宁,她围一条灰绿色的手织围巾,分发黄花。没有人去惊动那些配音演员,都很节制。李梓说了一些话,语气平和,但听得出她非常难过。致悼词的是韩非,后来才知道他俩是知己。韩非说到邱岳峰收到过一封外地残疾孩子的信,想谋求帮助,邱就鼓励小孩学画画,还长期寄文具去。韩非也可怜巴巴的,那一辈人,都像被人玩残的鸟,心思重重,小心翼翼。最后是邱岳峰的儿子,一个削瘦苍白敏感的少年,我想,邱岳峰年轻时应该就这模样!轮到他说话了,他的第一句话是:“爸爸,你还听得到我的声音吗?”这时候,全场的人感情终于难以抑制。

我随人群看了邱岳峰的遗容,他西装领带,风度极好的睡在那里。听说化装师是邱岳峰的影迷,特别用心。他就是罗切斯特,他的嘴也是凹于下巴的那类,但是,它再也不会发出声音了,哪怕是一个短句。

从那一天起,上译的一个时代结束了。我的傻颠颠的日子也结束了,我成了一个正常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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