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的最后见解:认识苏联

陈独秀的最后见解:认识苏联

   文 / 李新宇

《东方历史评论》

编者按:2019年时值陈独秀先生诞辰140周年,我们重新刊发此文,以为纪念。

陈独秀

陈独秀从五四出发,从西方出发,走向苏俄,走向托派,然后又回到了西方,回到了五四。回来之后的陈独秀,当然有些变化,少了一些法国的色彩,多了一些英美的色彩;少了一些浪漫,多了一些冷静。

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中,陈独秀曾经写道:“近世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是也。法兰西革命以前,欧洲之国家与社会,无不建设于君主与贵族特权之上,视人类之有独立自由人格者,唯少数之君主与贵族而已;其余大多数人民,皆附属于特权者之奴隶,无自由权利之可言也。自千七百八十九年,法兰西拉飞耶特之‘人权宣言’刊布中外,欧罗巴之人心,若梦之觉,若醉之醒,晓然于人权之可贵,群起而抗其君主,仆其贵族,列国宪章,赖以成立。……人类之得以为人,不至永沦奴籍者,非法兰西之赐而谁耶?”那时候,陈独秀的思想主要源于法兰西。

五四运动之后,陈独秀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人权说中的平民主义膨胀开来,人道意识中的平等观念迅速坚挺,在全部的人权思想中,平等胜过一切,这就使陈独秀走上了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实现社会平等的思路。陈独秀没有意识到手段本身有时候会威胁目的。劳苦大众的确太贫困,他们的日子令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无法视而不见。早在五四时期,陈独秀对下层人民的苦难就寄于无限同情。陈独秀为他们写过诗,做过文,在五四学生运动暴发的当天,《每周评论》正有陈独秀的大作《贫民的哭声》。

也许正是对下层大众的同情,强化了陈独秀的阶级意识,并且使他把目光转向了苏俄。在陈独秀那里,以俄为师并不意味着抛弃自由、民主和人权,而是达到民主的必由之路。陈独秀曾经认为它更彻底,也更快捷,却没有发现它与自己的初衷存在矛盾。人毕竟不是神,不能未卜先知。即使清醒冷静如胡适,不也曾经因此而产生过短暂的困惑吗?

有良知的思想者重要的是不自欺更不欺人。在目睹斯大林所做的一切之后,陈独秀开始了新的思考。也许,监狱生活对陈独秀是一个机会。考察20年代中期的陈独秀,文章篇数让人难以相信,但是,对问题却难有深入思考,特别是当陈独秀作为一个政党的领袖活动的时候,几乎失掉了思想,成了一架机器。陈独秀不断地写,不断地说,评论一切社会事件,却已经算不上一个思想者。30年代,监狱生活清静而安闲,使陈独秀有足够的时间研究学术,也有足够的时间思考问题。出狱之后,陈独秀的思想的确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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